1905年之后，立宪、革命两派分别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中心，双方论战达到新的高潮，论战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互相说服对手。但互相攻击言辞之偏激，令人可嗅到火药味，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政治势力在海外更加难以相容。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政治方案之争，关键在于是否保存君主，由此而决定了运动方式的选择：是武装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政治变革？立宪派以“保皇”建立君宪体制为旗帜，宣称这样可以缩小民族进步的成本，避免无谓流血；革命派则以“排满”建立共和体制为宗旨，认为满清政府无可救药。这就决定了两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态度不同。立宪派组织团体，积极活动，希图以和平请愿的敦促清政府尽快走上立宪轨道。革命派则始终坚持以“排满”建立共和体制为宗旨，认为满清政府无可救药，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作出坚决彻底的否定和批判。
然而越到后来，革命党人开始处于上风。梁启超则认为自己曾参与实际政治，对政治操作之难有切身体会，且对美、日整体研究颇深，自己的主张绝非书生之见。可他的最大劣势却在于，他所鼓吹的君主立宪的美好前景还远远没有出现，并且已历尽磨难，而革命党人宣扬的清政府的腐败和邪恶却是所有人的共识。后来梁启超的论战情绪日渐缓和下来，在《论政治能力》一文中，他提出立宪与革命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试图中止内耗，折中彼此，他主动向革命派提出结束论战，随即革命派宣称这场论战己方获胜。
针对当时的社会局势，第二次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曾这样警告清政府要审慎而行：“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