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当时是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缉犯，杨度是留日学生会会长，他们都是立宪派的首领人物，二人在东京事先写好了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受清政府派遣的出洋考察大臣们全盘接受。由此看来，海内外立宪派和开明官僚们在促请清政府仿行宪政的问题上，无形之中产生了“共振”。由于前者的优势在立宪思想，后者的优势在政治地位。五大臣出洋考政后奏请立宪的奏折更显得有理有据。出洋大臣们据此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端方一行考察回国抵达上海时，江浙立宪派首领张謇接连与端方会晤了七八次，竭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端方等致各省督抚请求支持立宪的电稿也是张謇代为起草。
出洋大臣们“复门篡辑”，去粗取精，分门别类编撰了大量书籍。如载泽考察团共成书67种共146册，另外还采辑东西文书籍434种；戴鸿慈考察团编有《欧美政治要义》4册18章、《列国政要》32册132卷、《续列国政要》32册94卷。这些书籍的内容，上议国家宪法、下议地方自治，远述古代罗马法律、近述列国三权分立制度，“
包罗宏富足称大观”。考政大臣结合亲历所及，对列国政治“博考其规模、深求其原理”，较为广泛、深入地介绍了立宪的基本知识和世界各主要宪政国家的概况。这种介绍有效地传播了考政大臣的实地见闻，并使官僚阶层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开明思想得到增强。考察大臣们在介绍列国宪政的同时，明确提议仿行宪政，这就使开明官僚们的立宪要求得到有力的支持和鼓励。许多驻外使节、地方督抚乃至王公大臣争相呼应考察大臣的立宪之请，有的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