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劝学篇》中讲“西学为用”的篇幅多于“中学为体”，更明言中学也以“致用为要”，可见全书的重点在“用”字上。人们也往往只看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不愿意去看紧跟在它后面的“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一句，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器物层面的技艺其实是次要的东西，更需要注意的事是西方的政治组织形式。张氏又在“设学”一节中具体指出：小学堂可以先艺后政，中学堂就要先政后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如果不是对劝学篇的内容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可以看到张之洞对西方的感知程度还是相当深刻的。视张之洞为封建卫道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劝学篇》在戊戌变法时，此书得到慈禧太后以及光绪帝所共同认可，而张之洞在政变后不仅没有受到维新派的牵连，反而地位更高，这本书也因得到官方的赞助而被大力推广。
其实《劝学篇》受到了守旧人士的猛烈攻击，守旧派官员徐桐在庚子年仍在指斥“《劝学篇》尽康（有为）说”。
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西用”的范围是一个可以自如伸缩的无限范畴，只要时机成熟，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囊括进去，还可以减少反对派的阻力。所以说，张之洞同维新派的决裂并不意味着就与顽固派走在了一起。
张之洞无疑对慈禧太后这个最高统治者是效忠的，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更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求变图强的心理也是一成不变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仍然是“提倡西学新法”如故。在他的身边，幕僚智囊也不乏开明者。政变结束不久，他的门生、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即致电自己的老师交换意见：“西人重维新，轻守旧，似应专罪康等谋，不訾变法，方杜籍口。”张之洞事实上也是这样行事的，它一方面攻击“康党”，取得慈禧太后的更进一步的信任，另一面在湖北继续切实推行的自强维新之道。并且“专罪康等谋，不訾变法”也成为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所实际采用的政治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当流亡中的清廷发布新政诏书之后，他是最早响应的大臣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