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党常常聚会，议论时政，并常采取联合上折的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政见，在官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清流党富有狂狷之气，以弹劾大臣、整肃朝纲为己任，一时声名鹊起，令许多权臣闻之色变。但是张之洞与其他清流人士有两点本质不同，一是不顽固保守，二是不尚空谈，有浓厚的务实精神。张之洞早年以湘军著名将领、割据一方、权震朝野的人物胡林翼为师，深得乃师经世致用思想的真传。毕竟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任虚衔，少参实务，所以能够做到臧否人物游刃有余。出任封疆大吏之后，便负有实际的责任，就不得不务实，加之自己固有的经世致用思想，转向洋务则成了自然的事情了。张之洞从京城言官外放为山西巡抚，不但奠定了他进入了权力中心的基础，也使他认识到他所效忠的朝廷和治下的臣民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边是腐败的基层政权、超负荷的捐摊，另一边是愚昧贫困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它们共同滋生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当年国人在广东为了抵制鸦片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巨创未复。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华夏的腹地山西省，为生计所迫又为利益所惑的百姓居然弃农桑而大面积种植罂粟。虽然张之洞甚至调动了绿营来铲除罂粟，又四处筹款复种豆麦，然而积弊已深，难以除根。
李鸿章后来感慨道：“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任，负到实际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发；迨之胜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李鸿章显然是有所针对的。但是这种双重身份也让张之洞名垂史册。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治世之功。
张之洞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恰恰是张之洞不同于李鸿章、刘坤一两位总督的另外一个重要点，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臣”，虽然自身积极参与洋务自强运动，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比及另外两位大臣更有感情。面对着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他试图调和中西，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形成在他的脑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