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价值(即“它有什么用”)一直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有论者提出“艺术无用论”，就是说艺术是没有现实功用的，或者说艺术也不应该有现实功用，这是它本身的特征之一。王安忆先生有一次和她的一位画家朋友讨论，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的艺术家都是同性恋者。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王安忆的这个朋友作出的解释却很有意思。他说很简单，同性恋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没有用的情欲。它不像男女之间可以生孩子、可以组建家庭，同性恋之间的感情是最无用的，而艺术就是最无用的[. 参见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他的解释可能不合乎事实，但也从另一种角度为我们指出了艺术的“不实用性”。如果我们非要找寻它的“用处”，那它的用处也只能说是一种“无用之用”。众所周知，艺术创作发源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人类最早的艺术品即是这种原始崇拜仪式中所用的偶像。对于这种创造物而言，唯一重要的并不是它被观看着，而是它存在着[.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1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如法国南部拉斯科洞穴里的“公牛大厅”、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洞穴中的“野牛”，这些史前时代的原始人在其洞窟内所描绘的公牛壁画即是一种原始图腾崇拜的对象。他们创作出这些“艺术作品”显然不是用来向同伴展示的，而只是供奉在那里，用来满足自身敬拜的需要，安顿自己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正是这种膜拜价值导致了古人隐匿艺术作品的习俗[.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1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譬如古代犹太教圣殿中装饰华丽的“约柜”，被供奉于全然封闭的密室中，每年只有大祭司才被允许进入一次；中世纪西欧天主教大教堂穹顶上的好多绘画根本就无法被地上的观赏者所看清；直到今天，某些宗教的信徒仍将一些所谓“开过光”的饰物作为一种护身符贴身佩戴，其本身即使异常精美，也并不欢迎别人拿在手中细细欣赏……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用来展示给人看的—— 唯一重要的并不是它被观看着，而是它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在西方世界持续了很多个世纪。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艺术活动从膜拜这个母腹中解放出来，艺术作品才渐渐增加了向人展示的机会[. 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13~14页，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
法国美学家迈耶在其《视觉美学》中有言：“艺术作品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可见在现代人的观念中，与人的交流、互动才是艺术的真义所在。艺术乃是艺术品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建筑艺术乃是建筑物与使用它、欣赏它的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 当然这只是近现代以来才有的一个艺术观念[. 若从对话的这个角度出发看那些远古时代的用于膜拜的所谓艺术品，它们虽然与人隔绝、排斥人的欣赏，却也可以被认为是与神灵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因此，如果说古典艺术是一种礼仪的膜拜，那么现代艺术则为一种展示。建筑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自然也不例外。
在建筑领域，古代的那种用于“礼仪膜拜”的建筑物，往往都会形成一种“样板模式”。我们查考建筑史会发现，无论东西方，建筑的这种“样板模式”一经出现，便成为定制，掀起“复制”狂潮，从而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埃及的方锥形金字塔是如此，希腊的梁柱式庙宇是如此，罗马式的圆穹顶建筑是如此，中世纪哥特式天主堂是如此，中国的大屋顶宫殿也是如此[.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1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我们会发现，这些古代建筑，几百座都是大同小异的形式，在中国，大屋顶、斗拱、柱列、须弥座……千百年的岁月流过了，它们却似乎始终容颜未改；西方古建筑也同样，希腊柱式、罗马拱券、哥特式尖拱……都成为金科玉律被严格遵守，几百以至上千年，总是不变，且如沈福煦教授所言，不变被人夸，变了被人贬[. 参见沈福煦：《建筑概论》，94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