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龙屋都是单层的。外墙或是金黄的夯土本色,或抹一层白色的灰浆。正面有几个轮廓活泼的山墙,它们长长地、静静地展开在桔园蕉林中,背后“封围树”浓荫如盖,苍翠胜碧玉,凤尾竹高高耸出,在微风中摆动。禾坪前面的水塘,映着蓝天,这里是鸭子的乐园,薄暮时,常常有几个老人端坐在池边悠闲地钓鱼,偶尔也见到夫妻双双在塘里罱淤泥,好作柚子树的肥料。村子的景观非常富有生气和野趣。村里村外,过去满是古树佳木,遮天蔽日。一座叫“下窝”的大宅里,墙上还挂着一幅1931年为老太太做八十晋一大寿的照片,照片是在“下窝”的禾坪上拍的,前后左右布满了树木,可惜近几十年砍伐殆尽。村背后的主山三星山也曾经森林茂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伐尽了去炼钢铁。70年代,又因为“学大寨”而再次伐尽幼树,剩下光秃秃的一片。现在,又一代新松已经郁闭成林,随风发出涛声。村前“明堂”开阔,足有一里多宽,都是上好的水田。渐河在田中穿过,两岸长满了香蕉、杨桃和凤尾竹,叶子浓得成球成团,夹岸形成一条厚重的绿带。水牛悠闲地在水里浸着,妇女们在岸边一面浣洗,一面照料着草地上的孩子。
几座20世纪初建造的华侨屋,包括德华庐、焕云楼和规模最大的号称“九厅十八井”而实际上有16个天井、30个厅、150间左右居室的南华又庐,走下台地,造在了明堂当中,占用了先人们精心垦育的良田。这些华侨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他们在南洋经商,故乡的农业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再珍惜耕地。他们积攒了巨量的财富,到老年回乡,华侨屋是他们颐养之所。他们见到过豪华舒适的洋房,在造这些房子的时候,汲取它们的某些布置,因此,狭窄的山麓台地就不够用了。南华又庐是请香港建筑师打图样的,基本上是潮州式,由潮州工匠主持建造。领头的工匠是品一公的后人,到南洋做过工,识图纸。施工18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完成。焕云楼是模仿新加坡某大舞厅造的,所以大厅多而房间少,三层楼,局部四层,欧洲巴洛克风格。原设计前面有100米长的花园,里面有游泳池,后面也有一个大花园,四周围着花廊和小屋。它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也由潮州工匠施工。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侨汇断绝,焕云楼停工,前面的花园没有造,楼房本身也没有完工。德华庐与焕云楼同时建造,完成于1933年,形制大体遵照传统,但后包房和南华又庐一样,是平直的,叫“枕头屋”,有两层,且带前柱廊,则是“洋式”手法,不再是围龙屋。德华庐和焕云楼的住户子息都不旺,而且“命”不好。德华庐主人的儿子,回来一个死一个,以致不敢再回来住。焕云楼现在只住着焕云的侄子一家,生了六个女儿,最后一个才是儿子,又得了精神病跳楼,摔断了脚筋,成了残疾人。乡人传说,这是因为两幢房子的风水不吉利:门户不合鲁班尺,枕头屋没有“化胎”,又没有五方龙神的“穴”,不发子孙;它们都面朝东方,背后没有靠山,是“空”的,挡不住西面来的“煞气”;地势太低,阴气重。而且“屋后有大道,凶”。然而情况和它们相似的南华又庐,祥初的后人却大大发达,11个儿子(9个亲生,2个买来)侨居美国,有3位是博士、教授。
南华又庐也有它的烦恼,据说是因为房子造得比原设计低的缘故。烦恼在于高田村谢姓老祖屋宝树堂的中轴线正对着南华又庐的大门,位置又比它高,乡民说,所以祥初家某人与宝树堂中某人发生了某种不愉快的关系。为了破这个“煞”,养老闲居当了宗族“叔公头”的潘立斋做主,在宝树堂与南华又庐之间造了一幢两层的长方形大屋,叫做棺材屋。据说不但可以阻断那种关系,而且可以破了谢家风水。不过,房子建成之后,谢家依然人财两旺。乡人们解释道,这是因为大木工匠觉得为那件事儿败了整个谢氏家族,未免太过分,所以把棺材屋略略放偏一点点,破不了风水了。黄钊《石窟一征》卷四说:“粤俗本尚堪舆,嘉应于风水之说尤胶执而不通。”因而留下这段笑话。
谢姓人为什么如此隐忍?19世纪末,高田村“上谢屋”的谢荆寿等三人秘密参加了“三点会”。三点会早年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1866年2月太平天国最后的余部偕王谭体元被清将鲍超歼灭,战场就在南口镇东面不远,此后的三点会被看作太平天国的余党,谢荆寿等事泄被捕,在南口镇东头的小山丘上被杀,这山丘至今叫“杀人墩”。谢家可能因为这个“政治问题”而显得软弱。如今潘、谢两姓间这些嫌隙当然已经完全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末,村里已经没有适合于造围龙屋的地段,有几座便造到了路东墟冈的南麓,也就是背靠南口镇,隔着农田遥对寺前排和高田,西面与“桐树下”相邻。这些围龙屋中最重要的有宇安庐和继曾庐,还有几幢“双合杠”和“枕头屋”。
高田村的西端,有两幢比较大的房子,都不是围龙屋。一幢叫绳贻楼,谢姓的,只有四条横屋,就叫“四杠”,其实也可以说是三堂两横式的,只不过下堂屋的次间和梢间的屋顶纵向建造,以山墙朝前。另一幢叫承德楼,又叫“五杠”,因为它有五座山墙朝前。还有一条“杂横”。与绳贻楼一样,它也是三堂式,只在下堂屋两端屋顶上作横屋式山墙罢了。承德楼是祥初的同父异母弟展初造的。塘肚村北侧有一幢“三杠”,叫明通庐。这三幢房子也都是华侨屋,造于上世纪30~40年代。绳贻楼的兴造者叫谢足端,少年时家境清寒,赴泰国谋生,后来转到印尼割橡胶,攒了些钱,回家起屋。它是谢姓唯一的一幢新屋,势单力薄,不得不造了一个炮楼。绳贻楼和承德楼都是两层的,内部很开敞,楼上楼下空间汇通,变化丰富,西方影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