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华堂和德馨堂开始，以后的大型住宅都是华侨造的，大多称为某某庐，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华侨屋。比较重要的有钦学系十五世祥初的南华又庐（1904年）、他同父异母弟展初的承德楼（1912年）和育初的儿子焕云的很洋气的焕云楼（40年代），还有星福的伟新庐、松桂的锦冈围（均为40年代），等等。属于钦罗系的则有十五世君勉的荫华庐（1919年），十六世植我的东华庐和东华又庐（均为1919年）、宇怀的宇安庐（30年代）、季文的继曾庐（30年代）、植我的弟弟德我的德华庐（1933年），等等。塘肚村的华侨屋比较少，重要的有十五世森寿建的敦义庐（30年代）、十五世经猷和伦猷的景星围（30年代）、十五世银猷和钜猷完成的锦和庐（十四世缵珍初建于30年代）、十七世锦三的锦华庐（30年代）等等，还有一些小型的“双合杠”（又称“窄面横”）和“三杠”住宅。塘肚华侨发迹比寺前排和高田的晚，正赶上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以后的大变，而且以前的老围龙屋比较多，所以华侨屋的规模和质量明显不如路东的，只有锦华庐和锦和庐很整齐。
华侨在南洋的开发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高潮，寺前排、高田和塘肚三村的建设相应地于20世纪最初的40年达到高潮，直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塘肚的发英庐，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兴建，到80年代完成，是三村最后一座围龙屋。
这一批在短短时期里由三村潘氏第十四、十五世的华侨建造的华侨屋，占三村建筑的大部分，而且是质量最好、最堂皇的部分。它们虽然仍旧保持着传统的基本形制，但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反映出封建宗法制的动摇和西方建筑的一些影响。它们祖堂的地位削弱了，供生活起居的厅堂发达起来，内部空间因此更开敞、更统一、更完整、更有层次。有一部分房屋有了楼层。出现了没有围屋的“四杠”、“五杠”式住宅，它们都有走马楼，楼上楼下空间交流，变化尤其丰富。以枕头屋代替围屋的多了起来。也有了浴室（冲凉间）和厕所，居住的舒适度大大提高了。细部有了些新手法和新形式，有了精致的小木装修，粉墙上画了彩画，梁架上饰华丽的雕刻，金碧辉煌，尤其是中堂前檐廊的卷棚轩上。
更有意义的变化是，华侨的围龙屋与早期的围龙屋有很大的本质的差别，这差别意味着客家传统的大家族制度被新的家族制度、生活观念和方式突破。早期的围龙屋，如老祖屋、兰馨堂、品一公祠等等，都是小家庭大家族聚居的大型集合式住宅，是村民附属于宗族共同体的物质表征。小家庭的生活空间不完整，几乎没有个性、独立性和私密性。它们的格局是开放的系统，可以以祖堂为中心一代又一代两间五间地陆续一层又一层地增建横屋和围屋，不断扩大。老祖屋有156间房，住70户、300多人。兰馨堂有三圈围屋。华侨屋的规模虽然也很大，如东华庐有大小12个厅、58间房，但它们是一个家庭的独立住宅，规模之大仅仅是一种传统，或是炫耀他们的成就感，并非由于实用。潘植我的东华庐和东华又庐是同年造的，潘祥初的南华又庐开工于南华堂建成之前。所以这些华侨屋的格局是一次性完成了的、封闭的，不再有可以层层生长的机制。潘祥初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了南华堂，他把房子分给几位同父异母弟弟，立了一块碑记事。碑里写道：“张公艺九世不分居，播为美谈，时局变迁，今不然矣。盖永期无分者情也，不得不分者势也。与其合之使庇父兄余荫，曷若分之，使振独立精神。”“独立精神”的振作，说明在华侨中，传统的宗族制度和相应的习俗的影响力削弱了，他们已经摆脱了对宗族共同体的依附。后来他的三个同父异母弟弟中有两个人又造了很大的新屋，一个叫承德楼（五杠），一个叫焕云楼。
虽然有重要的基本差别，华侨屋的形制仍旧是十分保守的，“谨遵祖制”的宗法社会传统仍旧束缚着他们。如果仅仅从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处理来说，华侨屋不过是把围龙屋发展得成熟了，特色更鲜明、更完全了，以致现在的一些研究者把这些时代晚近的华侨屋作为围龙屋的典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