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VISIBLE
是什么东西让人受到吸引？被一朵花、一张脸或是一片美景吸引，没有理由可言。甚至被看起来不是特别美的东西所吸引，譬如古庙的遗迹，可能也不明所以。为什么某座城市用特定的方式向我们诉说？为何城市在某个特定的地点生根发展？以柏林为例，它位于幅员广阔的勃兰登堡邦之内，现在是德国首都，但以前是地处普鲁士中心的一个小镇，更久以前，时而为斯拉夫部族所占，时而被日耳曼部族所据。它从平地而起，孓然独立，以前如此，现在仍是如此。没错，它临施普雷河而立，但河流继续流动，不拘于一地，而城市就此安定了下来。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决定“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就留在这里”？这地方有何特殊之处，让人觉得可以安定下来？那都是命中注定的。
是什么因素让一个地方或一栋建筑感觉起来恰到好处？不只是人的力量在左右，说不定是某种神圣的东西在运作，虽然这个字眼让人紧张。但不管怎么称呼，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大部分都与看不见的东西有关，而且不是只有我这样。
我想讲个故事，结局有点让人起鸡皮疙瘩。
环顾伦敦众多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曾是王冠上的璀璨宝石、全世界最伟大的装饰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绵延11公里，馆藏号称有400万件之多（金属制品、织品、家具，只要是说得出的东西都有），收藏品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两千到五千年之间，看你相信谁的说法而定。这座博物馆从一开始就面貌模糊。第一任馆长亨利·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师，也是一位专心于水彩画的画家。1857年，博物馆首度开放，科尔表示他要让博物馆成为“每个人的教室”。这个雄心壮志让人佩服，但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不怎么诱人。
这座博物馆一开始的定位就没想清楚，后来越见老气而过时，到了1996年，馆长和董事会觉得事态严重。一座有光辉成就的博物馆被人抛到脑后，就此腐朽。要怎么样才能拉它一把？碰到这种情形，博物馆长和董事会通常会去问建筑师：“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馆方也这么做了。
南肯辛顿的克伦威尔路一带有不少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自然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皇家阿伯特厅（Royal Albert Hall）。我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一带走动（这里离哈洛百货实在很近），我感觉到这里需要什么了：一座9层楼高的玻璃螺旋体，光彩耀目，可提供前所未见的空间与戏剧张力。这座奇特的建筑结构提供我们另一种体验伦敦的方法。从结构工程来讲，螺旋体是一大独创，没有一条曲线，每面墙彼此相连，互相支撑。如果把它展开来，长度与展览路相当。维多利亚博物馆呈现英国丰富的工艺、建筑技术与装饰艺术成就，我觉得这个设计跟博物馆非常匹配，一如威廉·莫里斯和欧文·琼斯 ①所体现的英国工艺成就。
哦！馆长说，如果“螺旋体”建起来，就能成为“国家象征，就像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帝国大厦之于纽约” 。
但是啊！接下来的争论可没那么简单。伦敦是个保守的城市，我的建议看在一些人的眼中，是一种侵略行为。曾担任伦敦《泰晤士报》编辑的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说它“对博物馆所代表的一切是种侮辱”，并警告这将是“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的大灾难，更是文明的浩劫。”（我还真希望我的母亲能亲眼看到我威胁到人类文明）里斯莫格说我走解构路线。“什么是解构？”里斯莫格继续说道：“就是消解代表固有文化的学术、真理、美、理性与秩序，因为启蒙文化被判出局了，以野蛮行径进行的新净化（new epuration）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唯一途径，而萨特、毛泽东和李布斯金代表的就是这种想法。”好吧，我不在乎与萨特相比——他是大思想家，但是毛泽东——我不曾是他的信徒！
我反驳说我不走解构路线；我相信结构。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150年前建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并没有用150年前流行的乔治时期风格来建。维多利亚人勇敢大胆，甚至领先时代，他们建了一座当代建筑。我的设计也是如此。我说，请看看博物馆的外墙，可以看到有远见与甘冒风险的先行者的雕像——克里斯托弗·雷恩、约翰·巴里、约翰·索恩爵士②。他们或许有其古怪之处，但可不是脑筋不开通的保守人士。借着回顾过去，我们发现伦敦竟只一味沉湎于过去，别无其他，我这么说道。
诋毁我的人反击：“‘和谐’一词于你有何意义？”他们想知道，这座覆以特殊瓷砖的玻璃螺旋体要如何与旁边这座可爱、但有点过时的博物馆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