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护中国旧礼教为职责，不知宓所资感发和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文。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两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等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的精粹。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诗集·卷末》，中华书局，1935，162页)
于是，他们对于把传统视作满室“沉黑积秽”、“欲破壁以拨此黑暗”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感到无法容忍。这批哈佛大学的年轻人(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得到留美博士、东南大学负责人刘伯明的支持，同柳诒征等学者结合在一起，创办《学衡》杂志，标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派旗帜，向新文化运动宣战。这就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东南学派”。
法国学者保尔·阿扎尔说：
“在一个世界的理论家们把自己的逻辑建立在自由接受某种权威的基础上，而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区别他们之间的学说的细微差别时，其他的理论家们便已开始揭露这个权威的危险，研习错误，并在和它所包含的东西作斗争的同时，终于达到拒绝其概念的一切价值的地步。”(《欧洲意识危机》，转引自《西文文学概论》，葛雷、齐彦芬编，中国文化书院，1985)
《学衡》虽然推崇“中庸”、“平心中正”，但终究少年气盛，一创刊就挟带着极强的“片面掘进性”。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给胡适等人扣上四顶帽子：“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同期胡先评胡适之《尝试集》，也颇多偏激、攻讦之语。《学衡》第四期所载吴宓《论新文化运动》，也对新文化运动取否定的态度：“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圣贤之所教导，通学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但是，把东南学派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并不正确。真正同新文化派处于两极对抗的是梁漱溟先生，梁不仅反对“西化”，而且认为东西文化不可通融，在这一点上，梁比张之洞还要趋于极端。东南学派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可算“中间偏右”，他们是主张中西会通的，这一点《学衡》宗旨标志得明明白白，吴宓后来还曾绘图以形象说明他的文化架构是“会通”世界古典文化。东南学派白璧德之新人文主义，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由于培根的科学主义和卢梭的个人浪漫主义的泛滥导致今日西方之全部灾难。这种思潮在西方被史华慈等人定义为“文化保守主义”。保守并不意味着落后。东南学派的贡献，不在于他们发现了孔子的“新价值”，而在于较早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物化”的祸害，提醒国人警惕商品经济下精神堕落的严重危险。他们的弱点在于过分强调文化教育的决定作用，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以为靠他们精心缔造的“文化理想国”可以拯救整个世界。
东南学派存在的时间很短。1925年吴宓转道受聘至清华国学院担任主任，《学衡》的编辑工作重点也自然转到清华，清华学友或师长(如王国维等)在《学衡》上撰稿的也多了起来。再加上东南学派的骨干梅光迪、吴宓等人都是从清华赴美留学的，于是人们感到东南学派和清华国学院之间有某种传承关系。这种看法并不错，但从更根本的方面讲，两派又有很大的不同。
无论是新文化派还是东南学派，都具有极强烈的为沉疴之中国“开药方”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对立双方的热忱源于同一传统，即顾亭林等人的“经世”救国之风。而清华国学院成立伊始就议决不办刊物，不想张扬自己的主张，有意淡化政治意识，让学术更趋于学术本身。因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新旧杂陈的学者可以兼容共处，学术空气显得和谐潇洒，没有那么强的火药气味。但清华学派不办刊物并不意味着救国情结的消弭，在学术内涵的深处依然隐藏着内心的焦灼，并不时显露出来。
张其昀在《学衡》上发表的《中国与中道》一文说：
“中国人可谓极富弹性，其处世接物宁中而不趋极，有节而不过度。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顽固，而诸多似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皆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于一炉。”(《学衡》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