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目的性的问题。即建筑能否充分表现预期的目的和功能，学校要像学校，教堂要像教堂，住宅要像住宅。模仿曾经用来作为坟墓的金字塔来做餐饮店，或是以民主议事为目标的议事堂成为封建时期的建筑样式，这些都是背叛了建筑目的的结果。这些建筑所要运营的功能被其他形式所伪装，常常招致误读。换句话说，越可能是好的建筑，就越应该正确表现出其所应具有的功能。只有这些建筑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其中的生活本身才会具有考古学上的意义。
第二，与时代有关。建筑是重要的记忆装置，常被称作时代的镜子。我们经常通过建筑来得知建造它的时代的社会风俗与文化。考古学者发现古建筑遗址欢呼的原因，也是因为获得了可以正确复原当时社会状况的机会。即作为时代的文化产物的建筑，应采用其所处时代最合适的建造方法、材料与样式。我们生活在高速信息时代，如果再来建茅草屋或是土瓦房，只能是作为对古代建筑的学习或是作为展示对象，这些只能算是对先祖们创作的复制。19世纪末，处在世纪末的欧洲建筑与艺术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分离派（Sezession）运动，旨在挽救所谓充满危机的时代。不仅有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等建筑师，还有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古斯塔夫·马勒等主导时代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预感到新时代的来临，纷纷与旧时代诀别，开展新艺术运动。他们在维也纳建造一个用于展示他们作品的展馆来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约瑟夫·玛丽亚·奥尔布里希设计的这个分离派馆的入口刻着如下的一段文字：“Der Zeit Ihre Kunst，Der Kunst Ihre Freiheit.”（给每个时代以它的艺术，给每种艺术以它的自由。）
第三，建筑和场所的关系。建筑必须以根基于场地为前提，这一点是建筑与其他造型艺术相区分的重要因素。比如雕塑和绘画是在工作室制作后移到展厅或其他空间设置，也可在各处辗转。当然有时雕塑与地面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此时的雕塑与其说是雕塑，更多的是作为建筑身份而出现。建筑总是与现实的场地密不可分，这个事实是确定建筑的最重要的核心。这个现实的场地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场地相连并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每块地段都有其固有的特性。并且，这些地段因长期固守此处，记录着久远的历史痕迹。这种空间性、时间性成为一块地段的特殊条件，这种具有地理性、历史性文脉的地段叫做“场所”。准确反映场所性的建筑是正确的建筑，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类建筑的集合将创造一个地域的传统文化。所以美国和韩国的房子应该不同，首尔和釜山的房子也应有不同形式。
从某种角度考虑，建筑不仅仅是盖房子，房子只是基础，房子里蕴涵的我们的生活与房子一起构成建筑，也就是说，造就我们的生活就是建筑最明确的含义。
这种好建筑的目标是什么？当然就是对我们人生价值的确认。不容置疑，每天都能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善良、真实和美丽的建筑，就是好建筑。《圣经》的“箴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房屋因智慧而建，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建筑是我们在生活中通过智慧建造起来的，单单用手是绝对不能建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