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随笔之六
去年（一九九八年）冬天，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报道：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平均死亡年龄为5223岁；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十年前下降518岁。《广州日报》在报道时用了差不多通栏的黑体字大标题：《震撼国人的死亡报告》，香港《大公报》则用“中国科学家比常人少活二十年”作题目。《告警——中国科学的危机与挑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一书的一则资料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科院七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去世一百三十四人，他们的平均寿命仅533岁。上述三个死亡年龄都大大低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七十岁，大大低于北京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七十三岁。
黑色的数字，沉默的告警。
作为中关村(中科院)和北京大学邻居的清华大学，不知有没有相应的统计数字。但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职工群体、“文化大革命”期间到过血吸虫病重疫区五七农场的二三千人中已经死亡者的平均寿命，肯定要比五十二岁或五十三岁还要低。
报上说，“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工作和心理压力过大、不注重定期体检及环境污染是造成科学家英年早逝的最主要原因”。过低的生活待遇导致生命的过早枯萎这一条却被遗忘了。他们挤出太多，而慰劳太少!
一九七四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时，那里的“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票子，篮子)曾使科学家们高兴了一阵子。但有人却不高兴，把邓小平连同胡耀邦当作“右倾翻案风”批判了。到如今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票子(工资)、篮子(菜篮子)依然令许多的科学家困惑。几年前，人们曾痛切地、公正地为替病人做手术又困又累却只得到几元钱补助和一碗方便面酬劳的外科大夫鸣不平，可有谁知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连续操作观察几十个小时又困又累却连一碗方便面也不可得的境况呢?
散 步 清 华 园清 华 园 随 笔差不多在多家报纸发出上述“死亡报告”的同时，清华校友、北大教授季羡林老先生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谈到，香港教授的工资是内地教授的一百倍。这令我记起另外的一些“倍数”来。八十年代初我到香港探亲，见到一位从内地去港的同窗，那时我是清华大学讲师，他是一个“则师楼”的雇员(无牌照建筑师)，他的工资是我的一百九十倍。十多年来，内地大力宣传为教师加工资。目前，那位同学仍是无牌建筑师，其工资依然远远超过我，是我在清华拿到的教授工资的六十余倍。《科技日报》上的文章说，刚毕业的博士进入外资或私营企业，其工资为进入科学院或大学当副研究员、副教授的十倍到二十倍。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方惠坚教授有一个统计数字：中国教授的起点工资与技工的起点工资之比，一九三六年是286倍，一九五六年是68倍，一九九三年是27倍，而这两个群体的最高工资之比这三个年度则分别是476倍，97倍和46倍。
这些“倍数”与上面那些黑色的数字掺和在一起，就像幽灵一般回荡在北大—清华—中关村这块中国首屈一指的科教圣地上空。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之后，在这块科教圣地上，曾有“人心思院”一说。原因之一是那时候北大、清华的阶级斗争抓得太紧。清华党委在青年教师中捕风捉影抓出了“反党集团”。“反右”时，清华主动往已离校就职的毕业生的新单位送“材料”，把自己的“校友”打成右派。北大中文系某教研室的青年教师有90%成了右派分子，而当时全国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的指标是5%。因为学校讲堂不得安宁，两校教师都羡慕自己的邻居——中关村中科院的专家们，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安定的心绪可埋头于业务。于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九十年代，在这块科教圣地上，又有“人心思校”一说，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反倒羡慕北大、清华的教师了。并非中科院变得比清华、北大“左”了，也并非清华、北大的工资比中科院高了。只是因为中科院的科学家们看到，只要不急于为单位为个人“创收”，满足于一味教学工作，当一名教授完全可以是优哉游哉。在中国的大学里，与学生人数比，教师比外国大学要多一倍以上，教学工作都比较轻松；但在研究机构里，按研究条件比，中国大大劣于外国，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经费只有外国人的一个零头，比五十年代更为拮据，工作困难重重。科学家们所受的心理压力比教授们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