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两校在校庆之际，分别公布了属于他们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最新数字：至一九九七年止，清华教师和校友中两院院士共有三百六十四位(在校三十七位)，北大的相应数字是三百六十位(在校三十位)。以两院院士总数一千三百六十五位(包括原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内)计，清华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北大的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两数相加，共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一。扣除两校统计数字中的重复部分(例如叶企孙、马寅初、冯友兰、季羡林、傅鹰先生等，清华和北大都会统计进去)，大约仍可为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与上面提到的科研经费的那个百分之五十正好相若，不亦巧乎。只是，第一个百分之五十(院士数)，那院士们多是解放前的学子，而第二个百分之五十(科研经费)，则是解放后的事情，两者本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不过，那占百分之五十的科研投入，也是弹(钱)不虚发，物有所值。至少，清华和北大大概还没有把得来不易的钱花销在宴会和别墅的竞相媲美、竞相腐败上。
我们曾一次次叨念着、欢呼着科学的春天。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史果真有春天的话，那她在近代中国则是羞涩而脆弱的，而且姗姗来迟。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毅来到清华园，看望当时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叶企孙、张奚若、吴晗、潘光旦、张子高和周培源，并在合影照片上题字签名送与叶企孙先生。他带来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怀，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但是，科学的春天并没有到来。
一九五六年，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们以为科学的春天已到，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然而，经过一场“早春天气”之后，便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顷刻坠入严冬。
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宣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忽如一夜春风来，知识分子们一觉醒来，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然而，周和陈都无力把春风留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知识和知识分子都遭到灭顶之灾。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们这才预感到科学的春天。
又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届校友、刚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多少个三月，多少个春天，多少个花开花落，在经历了漫长的期待之后，人们终于学会了用眼睛盯着未来……
1998年5月，清华园
原载《读书》199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