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馆的经历，是否也喻示着科学的子民们的艰辛——从叶企孙到叶志江，到这位尚不知其名姓的牺牲者。
清华大学八十七周年校庆刚过，北京大学迎来了百年大庆。这两所著名大学，仅只一路之隔，叶企孙、周培源、傅鹰、侯仁之、冯友兰、季羡林、陈岱孙等大家的名字，又把这两个大学连在一起。
叶企孙先生的后半生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
北京大学百年大庆，正是叶先生百岁冥寿。
正当清华园里和未名湖畔弥漫着高亢的颂歌，正当首都安排着中国有史以来最隆盛的校庆庆典时，来讲讲叶企孙的故事，似乎是一种不谐和音。在欢庆的时节，人们总是只尝香甜而回避苦臭，声张荣誉而讳言不幸，忘记了历史的另一侧面。
前不久，一位科学史家撰文指出，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评了五次，其中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五年出现空白，“这空白表明中国科学水平在下降，意味着中国科学事业危机”。一位北大人在校庆前夕写道：“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丧失了锐气的北大，正在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大步迈进。”
一个指出“危机”，一个数说“危险”，真是危言耸听，又是一些不谐和音。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科学重镇，不知它们的当事者或者更高层的负责者，是否会有临危之感。
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曾经有过这样的传闻，说是教育部向部属高等院校分拨的科学研究经费，北大和清华共占了一半。我以为，即使传闻属实，那一半的经费，也是十分可怜的。
《中国院士》一书中有一则一九九二年的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每一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每年可获得四十七万美元的支持，而中国科学家却只有六百八十四美元，为前者的千分之一点四六。《方法》月刊中有一对数字是：大陆科研人员每年人均经费为三千美元，而台湾是六万美元。所以，就算北大、清华得到的科研经费占了教育部部属高校科研经费很大的份额，也难以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正常的科研活动。他们的许多科研费用，必须设法从赞助者和合作者的身上获得。例如，清华建筑学院所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和古村落调查，虽然所费不多，然而，要是没有日本和台湾的民间机构的赞助，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就会立即中止。最近，一位在日本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他将作为日本方面派出的成员(雇员)，参与中日两国官方合作的在中国的一项开发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中方为此提供了七十万日元的经费(约为日方提供的经费的三十分之一)，日方人员对此深感诧异，因为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日本一位知名教授半个月的薪水。这种情形颇令参加这一研究工作的国内学者在日本人面前矮了半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