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如此，爱国就成为中国大学自它诞生之日起的精神品格，内化而成为每一个学校的历史传统，外显而使大学成为学生运动和思想变革的中心。以北大为例，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它建校起就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北大学生从1903年"扶阙上书"开展拒俄运动开始，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总是挺身而出。1915年掀起新文化运动，将"科学"与"民主"传播给千千万万的普通大众，给封建文化以沉重打击，开启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大门；1919年的"五四"运动，"内惩国贼，外争国权"，马克思主义诞生并且逐渐流传；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抗日寇"的正义呼声；国共内战时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统治，加速了中国的解放历程。解放以后，"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仍然是北大校园精神的主心骨，即使在黑白颠倒的"文革"动乱里，也有北大学生据死力争。在20世纪最后20年，北大面对国家发生的重大变革，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与北大学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脉相承，成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的最强音。
校园文化又是求知的。大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学生求知、学者研究之所，离开求知的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因为如果在大学中不能求知，如何传播先进的文化，如何继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如何依靠科学来振兴中华？当年清政府将大学引进中国，就是要以"西艺"来挽救危亡的大清朝和即将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而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为首的大学也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一历史使命，培育了一大批民族的精英。因此，当年的学子们都以"科学兴国"为号召，勤勉努力，像海绵一样吸收中西各种知识。陈省身、竺可桢、钱学森、华罗庚等，他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他们学有所成后，更成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开拓者和权威，为国家的腾飞、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百废待兴之时，这时的大学也涌动着春潮，人们再次能够凭借高考来到大学追求真理与进步。不管是老三届还是新三届，学生们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弥补逝去的时间。当年北大就有可以容纳500人，通宵供电的"拼命教室"给学生自习，而且几乎天天暴满。求知，作为校园精神的核心在这一刻要熠熠生辉。所以，当你们步入大学，看到自习室里奋笔疾书的学长，图书馆里刻苦攻读的同学，课堂上和老师争辩学术问题的学友，你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是浓厚的学风，还同时体验到了校园精神的核心。
校园文化还是奉献的。如果说爱国是校园文化的原动力，求知是校园文化的基础，那么奉献则是校园文化的集中表现。"不要问国家能给你什么，而是你可以给国家什么"，美国总统肯尼迪将奉献放在极高的地位来评价。这时因为奉献是衡量一个国家有没有内聚力，在暴风雨中能不能屹立不倒的关键标准。从广义上来说，爱国与求知都是一种奉献，将自己的感情和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关心自己、爱护自己的人们。如果没有奉献，爱国只是流于形式，求知仅仅局限在自我的狭小空间里，相反一个有奉献精神的大学生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和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五四"时期，北京各高校举办农民、工人的讲习所，学生们在这里不仅义务为普通群众讲课，还从中培养出了邓中夏等大批优秀的工农运动领导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大批工科出身的大学生响应国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大西北、大西南，成为当地建筑工程设计的技术骨干和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