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敌机炸弹和机枪底下的幸存者，对于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桂林，恣意屠杀我平民百姓的一笔又一笔累累血债，当然不曾忘记，也不敢忘记。
但在这里，我再略志累累血债中的一笔，1939年清明节的一笔，清明节在榕湖岸边，日寇飞机对准我老弱妇孺，进行疯狂屠杀的一笔。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空袭警报照例又响了。鉴于我们住地五美路的东段前不久曾被炸，一批居民死伤，一批民房被毁，姑丈就认为敌机将另找目标，五美路已成安全地带，不必出门躲警报了。
事实上，姑丈本身要照料产妇姨太太王凤宝，以及新生儿德昭，无法离开。姑妈则本是走路不便的半小脚，而且被最近几次躲警报累苦了，不想出门。阿毛姐原打算带着雪芬和汉荆，去榕湖北岸踏青的，但因雪芬拉肚子，并痛个没完，只好决定不去，无意之中避免了杀身之祸。励青和丁锡荣都在机关上班。庄祖根则放下早饭的碗筷，便逛街游荡去了。所以，按老习惯出门躲警报的，只有德明哥和我，两人而已。
我俩穿过五美路西端近处的榕湖堤岸，沿着榕荫路奔向丽泽门，目的地是城外的老君洞，以便躲过警报后去励青和丁锡荣的单位转悠一会儿，但榕荫路尚未跑完，紧急警报便拉响了，我俩继续跑，却在桂西路遭到了防护队员的挡驾和警告：“敌机已在头上了，还不卧倒！”
我俩赶紧卧倒在人行道上，同时听到了多架敌机的轰鸣声。它们肆无忌惮地低空飞行，反复盘旋，寻找屠杀和毁灭的目标。接着则是炸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随后又是炸弹声和机枪声的交替和重复，持续的时间不长，便告沉寂。
“榕湖！就在榕湖附近！”
两位防护队员不等警报解除，就顺着榕荫路朝榕湖方向奔。接着，德明和我也尾随他俩往回奔。
且说这榕湖，因古来曾有几棵大榕树生长于湖畔而得名。待到抗战时期我们所见，已只剩一棵老榕树了。她躯干粗壮，枝叶扶疏，挺立在榕荫路与环湖北路交会处，一座据说是唐朝遗迹的“古南门”旁，靠近榕湖西北岸。
在湖的中部稍稍偏西，有一条嵌着小木桥的堤，把榕湖分成东西两部而仍贯通南北。南岸是煤渣汽车路，称“环湖南路”。其东端是延伸至杉湖连接的桂南路上的“阳桥”。阳桥西南，是白崇禧公馆的北墙。白公馆以西，跟市政府大院隔湖相望，则是“功德林素食处”的小院，琉璃瓦，黄粉墙，掩映在松竹丛中，幽静异常。
功德林以西，是一片很大的高地，1940年前没有房屋，1942年才大兴土木，盖起了几幢三层楼的红砖房。那是桂林最富有的中央直属单位“资源委员会锡业管理处”的办公大楼（1942年起，我曾在该处所属的工厂工作）。此前，环湖南路除了常年关门的白公馆和食客寥寥的功德林外，没有第三幢房屋，加之车辆罕见，行人稀少，幽静得随时可以听到湖里的鱼跃声。
通过湖堤和小木桥，即抵达榕湖北岸的“环湖北路”了。这北路跟南路不一样，首先是柏油路而非煤渣路，西段为当时桂林最新式的“南京饭店”和“环湖酒家”，都是三层楼，背后靠近城墙，前面正对榕湖。
中段是老榕树和古南门，东段则是一条街，一条单面街，首先是一排排相当考究的居民楼房，中式的西式的都有，然后依次是桂林市政府大院，广西银行和广西日报等等的公用房，最后到达南华酒家，即阳桥侧畔，环湖北路东端。
这条单面街的房屋全都坐北朝南，面对波光粼粼的榕湖，非常宜人。并且，湖边还有一带狭长的草地，镶嵌在马路与湖水之间，为湖景增色。
抗战时期，榕湖虽然是桂林城内的一处景点，却不称“公园”，没有座椅，没有游艇，不设围栏，不售门票，任随人们游憩或逗留。她不事浓妆艳抹，保持着固有的天然品质。南北两岸多是垂柳，湖面则有大片的莲荷及嫩绿的浮萍。鱼儿们在水中畅游，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每届春日，和风煦阳，鸟语花香，绿草如茵，柳丝依依，市民们三三两两，前来漫步徜徉，享受春光。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质朴、秀丽、平和的榕湖，这样一处从未经过战火破坏的优美环境，竟然顷刻之间，变成了日本鬼子肆意屠杀我老弱妇孺的屠场！
1939年4月5日，清明节，游人分外多。刚才我和德明由五美路出门逃警报，途径湖堤时，这环湖北路的湖岸一带，还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春游景象。妇女们带领幼儿嬉戏玩耍，老者们踏青会友，处处欢声笑语，春意盎然。
但当我们尾随着防护队员往回赶，靠近古南门老榕树之际，美丽的榕湖已被惨云愁雾所笼罩，日寇飞机的袭击，使她在转眼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巨变。
首先最明显的是，已有三颗重磅炸弹投扔到了湖心，在湖底爆炸而挖成三个直径约五六米的大坑，湖堤以东两个，以西一个；弹坑周围，各有高出湖面约六七寸的淤泥。清澈的湖水混浊了，弹坑内外，到处飘散着莲荷与浮萍的残片。数不清的鱼儿遭了殃，苍白的鱼肚皮全都翻了过来朝着天。——榕湖遍体鳞伤，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