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年轻有力的大手紧紧地相握着，“904”号猛一低头，狂啸着对准了日寇的重巡洋舰的烟筒，直冲下去，“轰隆”一声巨响，粗大乌黑的烟柱腾空而起。接着，“904”的碎片和敌舰的残骸混在一起，迅速沉入江底，浩瀚的钱塘江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三位烈士，阎海文于8月17日，沈崇诲、陈锡纯于8月19日，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谱写了壮丽的一页。——消息传遍全国，国人无不动容。
8月25日，毛泽东在文章里高度赞扬国民党军队，说他们“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并代表“中国共产党以无上的热忱”，向他们致“民族革命的敬礼”。这赞扬的对象，明确地包含了“空军”，自非偶然。
如果说，我国空军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业已打出了民族的志气而为国际舆论所关注，那么后来，在保卫武汉领空的多次空战中，则又多有令人鼓舞的新战绩。
日寇对武汉的空袭是经常的，频繁的。凡有敌机来袭，防空司令部便发出“空袭警报”以至“紧急警报”。前者是要求市民躲避——通称“躲警报”或“逃警报”；后者则实施“交通管制”，车辆和行人都不得通行了。
然而，武汉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大都会，人口密集，街道纵横，既无森林旷野，又无山峦岩洞，往哪儿躲呢？诚然，人工构建的“防空洞”不少，我们居住的仁寿里便有一个，但只能容纳二三十人，不及全里弄居民的十分之一，且坚固程度极为有限，再则里面空气并不流通。因此，姑丈一家以及逃难前来投奔的寄居者，凡遇空袭，大家按兵不动，都在屋里待着。
躲在屋里最省事，虽然很不安全，好在倘遇敌机夜袭，还可上四楼阳台观战。不像白天会暴露目标，可能招致敌机的机枪扫射。因为夜间拉响了紧急警报，立刻实施“灯火管制”，整个城市黑沉沉的，只有雪白明亮的探照灯的光柱，一条条地或者一束束地划破黑夜，相互交叉着，自西而东或自南而北，监视敌踪，配合高射炮，保卫城市上空。
当然，高射炮须待紧急警报之后，敌机入侵，方才开始怒吼。这时际，红色的和绿色的信号弹，便纷纷向高空发射，与探照灯交相辉映，把大武汉的天际点缀得五彩缤纷，煞是好看，而配置在各处的高射炮的闪亮火光和隆隆炮声，则不消说更受我们欢迎了。这时候，伫立在阳台上的小朋友们，一个个屏声敛息，踮起脚跟，睁大了眼睛，盼望着敌机被高射炮击中的动人情景，一旦看到，立即拍手，欢呼雀跃。
空战自然更是好看的，但很难看到，因为一般情况下，我空军将士不待敌机飞临市区上空便予以拦截，一则确保市区安全，二则在空战中更能施展技巧。最大规模和最激烈的空战有两次，即“二一八”和“四二九”。这是武汉人最难忘怀的两次。
1938年2月18日，日寇轰炸机及其护航驱逐机共三十二架，在安徽与江西边境集结后便向武汉进袭。我机二十九架当即升空迎击。
战斗在戴家山一带上空展开，一直打到汉口上空、汉阳上空、机场上空和东湖上空；战斗开始不久就有飞机从半空坠落，也有在空中爆炸……分不清敌我。鏖战仅仅进行了十二分钟，残余敌机便逃逸了，因为被我击落十二架，损失惨重。我空军平均每分钟击落敌机一架，创造了淞沪战役以来，空战的最佳纪录。
不过，在升空迎战的我机二十九架中，只返回了二十三架，损失了六架。除一名飞行员跳伞成功外，李桂丹、巴清正、吕基淳、李鹏翔、王怡等五位再也没有回来。而李桂丹烈士一人击落敌机三架。
三天后，武汉各界群众二万余人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二一八”空战告捷，并公祭五位烈士，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主祭。主席台上，排列着五位烈士的遗照，两旁则是蒋氏夫妇的挽联——
武汉居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机；
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灵。
公祭大会宣读祭文之后，巴清正烈士的父亲致词说：
我们是东北人，东北沦陷后，巴清正就立志救国，要收复东北。十六岁的他冒称十八岁，考进了航校，所以他实际上今年才二十一岁。我心痛的是他太年轻了，正该为国家多出几年力。
我们现在只希望早日收回东北，早日回我们的东北去！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陈绍禹，以及西北各界妇女救国会的驻汉代表邓颖超、孟庆树等也来到会场致祭。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送了花圈。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陈绍禹、秦邦宪、罗炳辉等还送了挽联——
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
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