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宋万的话起作用了，为什么？还是“义气”、“使江湖好汉见笑”。这些话说的是江湖人的根本规则，王伦如果完全不考虑，以后很难在江湖上立足。宋江在清风山要求释放刘高的妻子，“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亲近女色）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义两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江湖大义”竟然包括不能太亲近女色，这肯定是主流社会不能认同的，但作为江湖人又极好色的矮脚虎王英却接受了。“江湖大义”是江湖人的根本规则，吃江湖这碗饭的，不能轻易违反。
游民大多来源于农民和其他的个体劳动者，他们进入城市谋生，大多也要靠出卖体力，然而进入江湖，江湖人对于体力劳动评价不高，因为光靠出卖劳动力，不仅所获有限，而且极不稳定。因为奔走江湖者大都有得到“外财”（意外之财和本业以外的收入）的企望，江湖上英雄好汉们也很少以精勤为谋生和发展手段的。他们几乎都是“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司马迁对刘邦的描写）。晁盖是乡村富户，宋江是县中小吏，卢俊义是城镇的财主，这些梁山领袖的共同点是弄枪使棒，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宋、卢虽有家室，但却不以女色为意，冷落妻妾，弄得后院起火。晁盖连妻子都不娶，只是与江湖好汉来往。就连农民出身的李逵也是“自小凶顽”，不爱劳动，专爱打架。史进是“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江湖人不把劳动生产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就整个江湖来说是寄生在主流社会上面的。江湖人也看不起农村的庄稼汉，第三十二回写孔亮追赶打他的武松：“背后引着三二十个庄客，都是有名的汉子。怎见的？正是叫做：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这一二十个，尽是为头的庄客”。当然“长王三”三字句是说书人的套语，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乡村和市井一般劳动者的看法，认为这就是一批“蠢汉”。
上述一些例子，是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人物话语表现出的独特的价值标准和独有的道德舆论原则。实际上《水浒传》的作者不止一次直接表现自己的江湖倾向、宣传江湖人的价值观念。
例如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是游民对于当时（宋代）社会流行的重文轻武风气的不满，这是当时统治者贯彻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作者常常谴责“大头巾”（大头巾也就是身处高位的文官），认为当今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更是把这种谴责作为梁山武装造反集团的宗旨。作者赞梁山泊好处时说：“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假文墨”也是对靠读书作文出身的大小官员的讽刺。一个小小的清风寨还要两个知寨，让文的做正知寨，武的是副的。副知寨花荣恨死了这个正知寨刘高。他说：“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这厮又是文官，又没本事。自从到任，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怄气，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真是切齿之声如闻，一句“穷酸饿醋”不仅生动表现出花荣对于刘高的痛恨和鄙视，其实这也反映江湖人对于靠耍笔杆博取功名的人们的敌视。
我们说江湖是非主流社会，可对于江湖人来说江湖就是“天下”。第二回“少华山骚扰史家村”，史进逮住了陈达，朱武用计，求史进把少华山的三个头领一起抓了，“一发解官请赏”，史进听了，寻思道：
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