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游民，不是市民
研究宋代城市史都要言及市民问题，如果就其居住地点而言，还无大错，但论者往往与欧洲中世纪主权城市的市民（由商人、手工场主、手工工人、学徒构成）等同起来就非常荒谬了。欧洲主权城市的市民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前身。而宋代城市市民除了一些以财产做后盾的商人和各种产业的业主外，大多属于没有前途、没有任何保障的游民。
宋代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大多依赖官府消费、国家购买，以及贵族、官僚的畸形消费。这些需求是不确定的，随着政治变迁而消长。封建性的城市又是专制政治的中心和军事据点，而这些条件往往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城市重要性消失，工商业马上萎缩，其底层从业人员立时成为无所依归的绝望者。另外，在古代的中国城市里专制的法权十分强大，工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不足以催生各个阶层都有法定权利保障的市民社会。进入城市的游民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而存在，时时刻刻处在不稳定状态。
游民进入城市，不等于进入了主流社会。他们仍然是这个社会的零余者，时时都有被统治者驱赶出城的危险。皇权专制时代，当统治者感到城市人口超出负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驱游民”。城市中的游民即使能够糊口于一时，也很难长期定居。坊廓客户还是有房子住的，有户籍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六》记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这些干犯法律的亡命客就是不在现实社会秩序之中的游民，而那些依靠十指谋生的，也极易被抛入游民的队伍。
游民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汴京、临安），生产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和提供了廉价服务，这只是满足住居在城市的达官贵人的高消费，资本积累相对薄弱，更没有形成有可能向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基础的市民社会，处在社会底层、没有任何保障、生活极不安定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这个社会是隐性的、带有反主流色彩的，它就是江湖。宗法网络游离出来的游民，城市里工商业、服务业淘汰出来的失落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失败者，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逞之徒，总之，为主流社会不容或对主流社会不满的各色人等都可以汇流到江湖中来，在此谋生或谋求发展。
而且皇权专制社会中的城市的繁华，往往转瞬即逝。营造繁华的商人、手工业者、打工者既非身份社会的“商人之子恒为商”、“工人之子恒为工”，也没有欧洲中世纪晚期工商城市的行业协会对于所属的商人、手工业者的保护。他们的前途就是作鸟兽散，有点余钱的返乡购置田产，没有资财的便沉沦江湖。这样江湖很像个“储水池”，它承接着由于社会破碎而游离出来的人们。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们汇聚在江湖，逐渐形成一种力量。他们不仅因为被主流社会排挤居无定所，谋食成为第一需要，而且，这种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迥异于宗法人的思想性格。这种独特的思想性格又通过与他们有近似生活经历的江湖艺人表达了出来，使后人对这个游民的江湖有所了解。第一次透露了这个消息的便是中国第一部描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故事的《水浒传》。虽然《水浒传》成书在明中叶，但其故事却是自宋代累积而成，它所反映的江湖生活确实也是宋代的。
本书所探讨的也就是《水浒传》与江湖的关系。是因为有了游民群体，有了游民意识，有了游民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展开的奋斗，才有了宋江的故事，杨志的故事，武松的故事，鲁智深的故事……最后才有了鸿篇巨制的《水浒传》。我们从《水浒传》发现还有一个与正经的“经史子集”中的记载不同的江湖。这个江湖活跃着的大多是主流社会所不屑的人们，有“不逞之徒”，有“作奸犯科”之人，更多的还是没家没业的流浪汉。这个江湖有不为主流社会所知的冒险经历、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这使我们耳目一新。
另外，《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二部成功的通俗长篇小说对后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社会底层人物和广大游民反抗和奋斗的教科书。《水浒传》全面而生动展示的江湖人的生活和奋斗、江湖人的理想和道德，以及江湖活动的方式和规范，不仅新奇有趣，为大多数人所未曾经历，也给后世的游民以及各种各样的边缘人士组织化进程提供了范本，成为他们奋斗发展的教科书。甚至，对主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水浒传》中江湖及其连带思想意识普及到整个社会中去。《水浒传》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也应在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