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游士为了赚取同情甚至编造故事，换取资助。宋代范正敏在《遁斋闲览》中讲笑话说，李廷彦献《百韵诗》与上官，其中有句：“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上官看了很悲伤，安慰他说：“想不到您家如此不幸。”李廷彦赶忙起坐谢罪说：“实在没有此事，我只是为了对偶亲切罢了。”李廷彦还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为什么还如此下笔呢？恐怕这不是为了“对偶亲切”能解释的。这是当时写作投献诗的风气，都是要渲染自己的不幸，为强索制造理由，上面引的张球诗不也是那样吗？他还把自己不懂事的孩子和老婆搬出来一起写到诗中。李廷彦则是渲染过头，才闹了那样的笑话。
到了南宋，地盘小了，官员的名额少了，读书人和拥挤在仕途上的人们并没有减少。《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南宋在招考太学生的年份到临安投考的考生达十万人。太学总共容量为一千余人，不可能全部待补，如果待补者为三分之一的话也就四五百人，所取者只占投考者的千分之四五而已。进仕之途更窄于此，宋代是三年一科，一科最多不过一千人，每年合三百多人，而全国待考的举子常在数十万人之多。这数十万人，大多要游荡于江湖之间以觅取衣食。我们熟悉的许多诗人、词人就是游荡江湖的士人。如词人中的姜夔（白石）、刘过、吴文英（梦窗），诗人中的敖陶孙、刘仙纶、叶茵、戴复古等，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诗人、词人。南宋中晚期的临安有个着名的书商陈起，他喜欢写诗，也爱与这些奔走江湖、生活潦倒的诗人来往，送给或借给他们书看，为他们提供住所，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出版他们的诗集，还编选了一部合集
《江湖集》，专门收录这些不得意诗人的作品。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江湖集》的题注说，此书“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刊之。这个“江湖之士”已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隐居的“江湖之士”，而是为谋衣食奔走江湖之士了。
这种“江湖之士”当时也称做“谒客”，因为他们以干谒为生。后来研究中国诗史者，称之为江湖派。南宋末年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
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改之（刘过）之徒，不一其人，石屏（戴复古）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千缗以至万缗。转引自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
当然能够获得“千缗”，甚至是上“万缗”馈赠的毕竟是极少数幸运者，大多数还是为了养家糊口，历来被视为言志述怀的诗歌也成为干求的工具，用以要钱索米。士人之节，扫地以尽。南宋诗人林希逸说：
今之世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跋玉融林诗》， 转引自《江湖诗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