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一声不响地听着，越听脸色越阴沉。待到人们的喊声渐渐平息下来，他目光如剑直视着危国祥问，百姓所言是真是假？危国祥躲闪着李纲的目光，强辞夺理地辩解说，在下尽心办差，其实也是为朝廷负责之意。
李纲怒不可遏地喝道，放屁！你还要狡辩！假借名目巧取豪夺引发骚乱，你可知后果如何？动摇了城防根本，这个责任你负得起么？他命令范琼亲自给吕忠全索飞春松了绑，然后对百姓们做了简短的讲话。
他主要讲了两点。第一，国难当头，为了挽救危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乃理所当然之事，希望大家理解支持；第二，征缴金银须严格遵照皇榜行事。皇榜明示，凡私藏金银者，经告发可予抄没。也就是说，对于不属被告发的人家，则不得入宅强搜。借机擅闯民宅是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李纲宣布的这两点，虽然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从民间强征金银的行为，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百姓利益的作用，并且当众煞了危国祥那帮仗势欺人的恶棍的威风，令在场的百姓无不击掌称快。
范琼在旁听了也暗自点头。李纲既未否定圣意，又巧妙地安抚了民心，这个缓解矛盾的策略，确实比较得体。
但是李纲心里清楚，这个矛盾的化解，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如果强征民财的事再继续做下去，肯定还会不断地发生新的冲突事件，甚至会造成汴京城里的全面动乱。
因此，平息骚乱回到行营司后，他立即着手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具折呈奏赵桓，恳切地提醒皇上，自从张榜征收金银以来，经过官衙强征穷括，汴京城里民力已竭，乃至人心动荡内患丛生，实堪大虑。另一件事是行文知会开封府尹聂昌，备述提举保甲危国祥无法无天欺凌百姓、抢掠民财屡教不改、影响恶劣民愤极大、险些酿成城区动乱的事实，敦请聂昌对此害群之马务予严惩，不得姑息。
奏折递进大内后，暂无回音。倒是惩处危国祥的事，开封府当天便有了动作。
李纲亲临现场处理骚乱的消息早已传到聂昌耳朵里。聂昌一听就知道，危国祥此番是在劫难逃了。如果他再像上次那样敷衍了事，对危国祥网开一面，恐怕李纲不会善罢干休。再说危国祥确实也太过于有恃无恐，一点都不识时务。在这种时候胡作非为激起民变，扣他个什么罪名都不过分。他聂昌若是对其劣行一再装聋作哑，惹得李纲性起，在赵桓面前奏上一本，很难说是个什么结果。
毕竟李纲目前手握军政重权，他想，是不宜与之把关系搞僵的。上次已经给了张邦昌面子，这回也该给李纲一个面子了。于是聂昌一接到李纲的行文，马上便做出了革除危国祥职差的决定。
危国祥丢了差事，对李纲的仇恨积累得无以复加，因之如何找机会报复李纲，从此便成了他昼思夜想的一件大事。不过他沮丧地感到，起码从目前看，做成此事的希望，还甚是渺茫。
2
次日上午，索天雄到行营司求见李纲。由于李纲政务繁忙，许多前来求见的官员都被甘云挡了驾，但甘云对索天雄这位民间义士却十分敬重，破例向李纲作了禀报。李纲料想索天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便放下正在批阅的公文，让甘云引索天雄进议事厅叙谈。
索天雄是专门为请求制止官府从民间强征金银而来。
朝廷的强征金银政令一颁布，就激起了索天雄的强烈愤慨，同时亦使他马上意识到了此事将导致的严重后果。然而一介布衣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没用，因此他只好把抵制此事的希望寄托于李纲。本来他认为，李纲应当而且肯定会及时采取措施，设法制止朝廷的这种荒唐做法。昨天索飞春回去将发生在济世堂的事情讲了之后，索天雄方知李纲对此事的态度非其所望。
固然，李纲是严辞制止了危国祥借机掠财的恶行，但他并未表示出从根本上反对强征民财之意，仅此而已是于事无补的。所谓对未经告发者不得随意进行搜查，这话只能让民众一时听来痛快，实则基本上是一句空谈，产生不了多大的约束力。官吏们打算抄检谁家，随便捏造个告发人还不是轻而易举么？其中的真真假假谁能辨得出来，谁又有那个条件去逐一查证？查办了一个恶吏危国祥，汴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张国祥王国祥不知还有多少，李纲纵有三头六臂，能查得过来办得过来么？待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是谁也无力回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