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大清“特色”的“改革开放”(22)

梁启超认为,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如果真搞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汉满竞争谁优谁劣,不问自明。问题是人家就这么无耻,人无耻则无敌,你能怎么地?满洲皇族甚至把排汉当作了首要目标,刚毅居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的短信四处散发。满汉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

荣庆斗张百熙,把他斗走,自己做了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估计他知道,百年之计,在于愚民,所以愣是抓住了教育权。

奕劻斗瞿鸿玑,本来瞿快把奕劻斗败了,太后说要把奕劻赶出军机处呢。可能是太得意了,瞿一回家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夫人,夫人呢,告诉了汪康年的夫人,汪康年的夫人再告其老公,他老公再往外传,终于传到了《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莫理逊那里,于是《泰晤士报》就把它当消息发了。汪康年乃瞿的门生,而且是个维新党,在北京办京报,时不时的在报上讽刺一下奕劻与他的儿子载振,因为载振喜欢上了一个小戏子杨翠喜,段芝贵为了当黑龙江将军,就把杨姑娘买了过来,当作糖衣肉弹送给了载振,事发,舆论大哗,太后更是当面骂奕劻:“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绳缢死我母子为佳!”吓得载振赶紧问计于袁世凯,最后不但把那肉弹退了回去,还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奕劻怀疑这一切都是瞿搞的鬼,你拿生活作风、贪污受贿治我,我就拿政治问题回报你,我告你暗通报馆——当然是京报,而且还是维新党人的报纸,里通外国——外国记者莫理逊与外国报纸《泰晤士报》。这两点正好戳住了老佛爷的心病,她现在就恨维新党和洋人,于是乎,矍鸿玑就被赶回家了。

铁良斗袁世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搞得天津很模范,小站练的兵也很神。政府让袁世凯训练一些旗兵,袁世凯还奏请让满洲亲贵铁良担任京旗练兵冀长,可是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后,袁世凯发现,铁良已在排挤他了。彰德秋操,算是大清军事西化后的第一次军事大阅兵,铁、袁虽同为阅兵大臣,但袁的权与能遭到了满洲亲贵的一致敌视。袁世凯感觉不妙,奏请开缺了自己的一些兼职,同时奏请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铁良统帅,自己只留两镇。当然镇里的骨干将领还都是北洋系的。不过从表面上看,袁已没有那么威风了。满人夺了袁的军权,再夺袁的政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被调入了军机处,离开了直隶,相当于老虎离了山。除此之外,铁良还想弄个满洲的贵胄学校,专门培养高级军事将领。他认为,汉人再多,无非是当兵的多,捱不住高级军官都是我们满洲的。主意不错,但实践上不行。因为满洲子弟的才华净集中到逗鸟抽大烟、遛狗捧戏子方面了,这一偏好放和平时期尚可,至不济可叫繁荣大清的封建主义文化事业;革命时期则不行,因为外面都是要命的主。所以铁良进一步的排汉计划遭遇失败。

至于地方上的体制改革,政府做得还算不错,试行地方自治。谕令由东三省首先实行,直隶、江苏择地试办,俟有成效,限十五年内全国推广。

虽然预备立宪的诚意不够,但真能做下来也算不错。而且,自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党人就高兴上了。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创设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后,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大好时机,遂组织自力军起事,更有其他战略计划,但由于力量不够、经费不足、领导素质等问题失败。虽然他们自己也搞武装斗争,但是认为自己是在救主,与革命党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有流血之惨”,会“引起分裂”云云。为了响应政府的预备立宪之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康有为以保皇会总头领名义,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文章,除了一惯吹嘘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外,还主观臆断地指出,清政府主张立宪,说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与清政府合作,因此他通知保皇会全体会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元旦举行大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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