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很令中国意外，小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熊！用马士的话来讲，庚子之乱顶多让中国的知识阶层震惊，但日俄战争却让中国举国震惊！
从人种上来讲，日本人在白种人面前给黄种人争了一口气。从东西方关系上来讲，可用马士的话概括：“日本已经翻转了久经承认为东西方间当然存在着的那种关系。”从传统观念来讲，日本一个小不点岛国，人少，资源少，在大清眼里不如中国的一个行省。居然把一个庞大的、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强国给打得服软了。
“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于不识字的农民都不禁发问，日本究竟靠什么方法作到这样的结果？”一句话，面对小日本的胜利，中国人民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摸出了一块大石头：日本立宪了！一个小可怜，立宪没几年，先是打败了庞大的封建中国，后是打败了更庞大的专制俄国。看来，立宪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可以说，从日俄战争开始之际，立宪派就乘机大做文章。他们认为，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讲，实乃一大喜事。因为，日本一旦战胜俄国，就可以向清政府及守旧派们证明：“国家强弱之分，不在于种而在于制”，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了。除了舆论宣传，他们还大走上层路线，江苏名士、国内立宪派骨干人物张謇给袁世凯写信，断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并夸袁世凯之才不在日本的伊藤、板垣等诸人之下。袁世凯听了，心里痒痒的。遂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你唱我和，集体拉起了立宪的二胡，拉得如泣如诉的。王公大臣们当然要受感染。国内立宪派另一名士汤寿潜给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矍鸿玑写信，声言，如果他站出来首倡立宪，“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軷以铜像，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范仲淹被贬三次，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三光）。”这话说得矍鸿玑怦然心动，也转向立宪了。与此国时，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以驻法公使孙宝琦、驻日公使杨枢为代表，也纷纷上奏立宪，于是全国上下，一片立宪的呼声！
老太后在后宫也看到了他们的立宪小册子《日本宪法义解》，发表读后感如下：“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之下，太后也表了态：你们都说立宪好，那咱就派几个代表往立宪各国考察考察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夏天，清政府发出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晚清的宪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问题是革命党等不急了，革命党不喜欢改良，不喜欢政府这种毫米推进的逗你玩式的蜗牛式改革，更关键的是，改来改去上面还坐个皇帝，而且是满洲人的皇帝，所以政府真改革他们更不乐意，他们不怕满洲变商纣，就怕满洲出尧舜，他们搞的是革命，要的是共和，翻天覆地慨而慷！于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遇了革命党的炸弹。
革命党，顾名思义，要命的主。革命之父是孙中山（1866-1925），后来的国民政府称他为国父，国民党称他为永远的总理，共产党称他为革命先行者。一合并，就可以称他革命之父了。革命之父，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有人称其为“中山先生”，之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