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没有办法，终于光绪四年（1878年）下令将二人同时撤回，代替郭嵩焘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做驻法兼驻英公使，清政府这样做，既省人又省经费。那曾纪泽就不怕落个汉奸名声？非也，只不过他跟他老爹学的，为了朝廷不惜清名罢了。这里有他出使前给法国使馆派出的随同翻译法兰亭的一封信，我们看看堂堂的天朝公使是如何的可怜：“现在极要一事，须与台端一商者：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迵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于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鄙人此次挈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官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同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实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
看了曾兄这长长的信，替他头疼：男女授受不亲！你说人家出使在外为国尽忠吧，居然还得倒贴妻妾，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红稣小手、贴了粉嫩小脸。自己做了汉奸不说，头上还得顶块西瓜皮，卖国又卖人，做这样的外交官，多屈辱啊！最后曾纪泽也是被气死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卒。
曾纪泽就不说了，继续说郭嵩焘。郭嵩焘回国后，被骂得狗血喷头，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长沙后，等待他的是全城的揭贴与哄骂。光绪十七年（1891年），“洋务先知”郭嵩焘顶着“名教罪人”的帽子在孤寂中病逝。而他之所以给李鸿章写这等信，乃是由于天朝大吏中也就李鸿章能理解他了。
李鸿章回信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察几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弟即历陈煤铁矿需开采，铁路电线需仿设，各海口得建洋学，奈何文祥笑而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跟恭王面陈，他同意我的说法，但却说无人敢主持。请他跟两宫太后说说，他说两宫也不能定此大计。以后绝口不谈这个问题了。鄙意铁路必从煤铁矿起，目下鸡笼煤矿已见成效，其他地方也有开局，奈何士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敝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异端责备，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一句话，洋务不容易呀！
事实上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洋务领袖就跟风箱里的老鼠似的，左右不讨好。顽固派认为，洋务派走得太远了，崇洋媚外，有辱祖宗与人伦天理；更清醒的士人认为，洋务运动仅模仿西法的表皮与末技，没有学习人家的实质，停留在唬人的档次。按《万国公报》所载西方观察家评论，那是驴披上了狮子的服装，终会为群兽看破而丧其身的！只不过中国传统，越顽固，越像个爱国者。李鸿章这样不顽固的，就只能是汉奸卖国贼了。于是中国这头驴只好继续披着狮皮忽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