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不高兴，老六更不高兴，只不过后者境界比前者要高许多罢了：
之一：同治五年（1866年），奕訢上折请求在专教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一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西方自然科学。招生范围，拟由原来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而扩大到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等五贡生，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及翰林、进士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者。顽固派们闻听大哗：天底下有这么侮辱读书人的么？斯文扫地啊！
先说什么叫正途出身，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科举出身。具体来讲，五贡、举人、进士、制科在各种入仕途径中都属于正途。五贡系府、州、县由自己的生员（秀才）中选出的、赴京师国子监深造的优秀学生，名为贡生。因选送方式不同分五种类别：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通称五贡，也就是秀才中的佼佼者。举人呢，经乡试产生。乡试因在秋天举行，所以也叫秋试，每三年一次，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进士呢，经会试和殿试产生。会试和殿试因在春天举行，所以也称春闱。凡举人即可会试，会试过关称贡士，贡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然后得进士，进士就是科考的最高峰了。一甲进士三鼎甲，也就是状元、榜眼与探花可以直接进入翰林，其他则需经过朝考、皇帝钦点才能补进翰林。所以翰林乃是中国传统士人的最高境界。至于制科，乃是乡试、会试之外，皇帝根据特殊需要而特诏举行的考试，也叫特科。虽然地位最尊，但偶尔举行，不成惯例。
总之，让正途出身及最高级文人也去学鸟学，拜鸟师，对顽固派来讲，那绝对是一种侮辱。所以恶心老六的手机短信立即传得漫天飞舞：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奕訢“鬼子六”的绰号由此而来。
老六改革来改革去，把自己改革成传统士人眼里的汉奸了，你说老六能高兴不？
大清的主流士人也真是奇怪，一直没有正常的耻感。外侮越多，他们越骄傲，越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大众更是不堪。严复在《救亡决论》里对这种症状概括如下：“……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是非利害。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鲁迅概括得更妙：“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康，我偏生病……这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老六对面站一群什么样的人？用梁启超的话来讲，挑战四万万群盲，全国皆我敌！
之二：光绪二年（1876年）在军机处当值的资深重臣文祥病故。文祥与宝鋆，乃是奕訢的左膀右臂。所以文祥之死，对奕訢是很大的打击。文祥既开明，支持洋务运动，同时又有传统的一面，在维护传统与推进洋务之间尽量把握平衡。文祥死后，沈桂芬代替了文祥的角色，他以洋务见长著名，积极推行洋务，在军机处与以传统“正学”自居的帝师李鸿藻就有了矛盾！老六夹在中间，左右不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