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发展理论的十大变化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发展理论相对应,2003年以来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轮廓越来越清晰,其走向全面富裕的目标、方式、指导思想越来越明确。

(1)从“稳定压倒一切”到“建立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曾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初中期时的著名论断。但什么是“稳定”?以什么方式获得“稳定”?邓小平没有具体描述。执政者实现或可动用以保持“稳定”的手段与方式是多元的,有专政的力量,行政的手段,经济的保障,思想文化的导引等等。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安康、舒畅、和谐地生活,这才是这个时代的新特点。2005年2月11日胡锦涛在贵州考察工作时明确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可见,社会的真正“稳定”是建筑在“和谐社会”基础上的“稳定”,这才是执政党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2)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必须科学”。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发展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尽管“发展”依然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但“发展”必须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必须思考和回答:发展为了什么、怎样发展等问题,从而大大丰富与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与实践。

(3)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85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友人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不仅“共同富裕”至今未见着落,而且距离此目标却越来越远,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民生问题甚至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2003年胡锦涛上任以来,一直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提出中国在发展经济时必须力争建立各种平衡关系,并希望在中国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争取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之路。

(4)从“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改革开放,走出计划经济体制后,80~90年代中国社会始终将“效率优先”放在首位,却将“社会公平”置于“兼顾”地位,经济追逐的指标也始终围绕“总量增长”(GDP)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最终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严重不公,以至出现社会矛盾加剧,紧张甚至冲突的不和谐现象,社会潜伏着隐患,随时面临爆发的可能。为此,胡锦涛出任总书记后,开始将社会利益调整与分配向“更加注重公平”倾斜,突出民生问题的解决,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5)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已运作和操作了30余年,在此政治路线指引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何在?这些“发展”的基本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才意识到“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发展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前提下,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众多关系中,经济社会发展只是手段,唯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为此,200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继任后很快就制定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新的核心目标与价值追求:以人为本。

(6)从“社会主义本质”到“和谐社会六大特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认识到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原则性概括,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此“28字本质论”。12年后,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与具体了,胡锦涛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明确为“和谐社会”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也是28个字,更加具体现实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道路。为中国社会突破传统发展理念,走科学、和谐的发展道路,明确了可选择的路径。

(7)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高举‘中国特色’理论旗帜”。中国是在没有任何可借鉴经验的前提下,启动并推动改革开放的,“前无古人”是邓小平改革初期面临的客观局面,所以,只能以谦虚的“探索”态度一步一步前行。为此,邓小平形象地把这种探索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就这样不断突破“禁区”,不断积累经验,当然期间也走了不少“弯路”、折路。可经过20余年的探索,自十六大后,中国的改革无论从实践的攻坚难度还是从理论的思考深度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理论总结与指导,推进社会制度全面建设已是改革必须面对的两大课题,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与成熟并得到不断升华,将直接影响和指导“全面制度建设”实施,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党为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使新一轮改革进入“全面制度建设”的基本保证。

(8)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改革源自对旧“经济体制”的突破,为此,20多年的改革其基本任务与目标始终围绕着“经济效益”的提升。2003年后由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要继续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化”更为有序,利益分配更加公平,社会正义得以实现,改革更需要从社会整体出发,惠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与领域。由此,中国无可避免地进入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统筹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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