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学术界的争议是由郎咸平与格林柯尔系老总顾雏军直接交手而引起的。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将矛头直指格林柯尔，其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通过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等“七板斧”，将巨额国有资产装入囊中。郎咸平对科龙系列收购活动分析后发现，顾雏军以9亿多人民币换回了总市值100多亿的资产。
第二天，有媒体刊出郎咸平的言论摘要，引起强烈震撼。
紧接着，由顾雏军委托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信，要求郎咸平“澄清事实”，并指责郎咸平的演讲对顾雏军造成了个人诽谤。
随后，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公开了律师信，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
8月17日，顾雏军委托律师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起诉郎咸平，郎咸平也聘请了香港律师应战。而此前，郎咸平对著名家电企业TCL和海尔集团作出了同样的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
郎咸平和顾雏军的争议白热化，在企业界、学术界以及网络上引起百家争鸣，而争议的焦点早就超越了郎咸平与顾雏军之间的法律纠纷，走向了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对国有企业改造的关注。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造、改革的路向一直是个引发争议的话题。虽然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退民进”的大局已定，但在如何达到“退进有序、退而不失”的效果，则始终处在摸索和探求之中。在国有企业这个大盘子的改革过程中，问题确实不少，有人甚至视其为中国改革“盛宴”的最后一道“大餐”。
郎咸平说：“现在国企的经营绩效按照我的调研，看起来并不比民营企业差，因此硬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理论根据何在？我不知道。我认为这是‘拍脑袋’式的决策。”因此，郎咸平反对“国退民进”，他提出应该是“国家退出市场”，而不是“国有企业退出市场”。“政府应该退出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并不需要改变。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推动人事改革，用市场化的薪酬来吸引职业经理人，政府通过股东会、董事会来监管职业经理人，这才是建立良性的国企改革进步的合适途径。”
8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韩德强等经济学家都声援郎咸平。左大培甚至大声疾呼：“国有资产流失，6年前我就说过了。”这些学者在反对“国退民进”与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上，很坚定地站在了郎咸平的一边。
作为反对派的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强调的是：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流失是可以防止的。随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加入争论，张维迎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侵害私人财产，我们必须善待有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张维迎强调：“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只有分给私人经营者，才能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才会出现企业家市场，才会有信托责任。”他同时呼吁产权改革越快越好，不可以丧失时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亦对郎咸平的观点作出回应，他们既肯定了郎咸平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但仍然肯定既有改革的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