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完成中国初始化改革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的起步与初期探索时期，在这个阶段，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迈出了改革的先行步履，而体制内的企业改革侧重点只在管理运作模式方面进行探索与调整，同时体制外的个体经济开始放开搞活。国家重点区域，如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相继进入开放试点。此时“权利与利益”的调整逐渐展开，原有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开始让位于按劳取酬，但总体看，社会改革成果的利益分享还是普遍的，大众化的。过去几乎不敢奢望的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在短短数年就陆续进入城市家庭，数十年如一日似乎永恒不变的工资收入也随着改革的前行脚步开始松动和提升。因而在整个80年代，人们对“改革”普遍抱有积极的乐观态度，支持改革的呼声强烈，人们甚至把80年代称为“改革的黄金年代”。当然，在此期间经济和社会也曾出现过数次波动，特别是物价改革初期发生了“高通货膨胀率”，但在中央有力的宏观调控下，90年代初社会和市场重新获得了稳定。
改革的第二阶段是以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标志开始的。在此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开始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了整个90年代的主旋律。80年代的“双轨制”开始让位于市场体制，随之80年代国企改革由管理模式的探索转向了为适应市场体制的企业所有制本身的变革，股份制、私有化等多元制度模式的改革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至90年代中期，中国在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等领域的市场化探索与改革逐步展开，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功。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由最初的探索转为全面铺开，同时，90年代初中期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迅速地被运用于社会民生领域，即教育、卫生、社保等广泛涉及民生问题的众多领域也相继进入改革，从而使改革所触及的“社会权力与利益”的调整更为广泛和深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尖锐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社会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阶层结构在不断地分化与重组、解构与重构中发生了巨大变动。中国第一时代形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分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多元社会结构所取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于世纪之交开展了一项历时3年的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该报告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对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10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做了界定。同时，这10大阶层又分属于5种社会地位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最终得出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的结论。
改革的第三阶段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时代转换中党的建设问题。在世纪之交，当中国改革步入新千年之际，因改革而引发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思考已集中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当历史又一次莅临时代转折之时，最为重要的乃是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这一时代转折过渡期的思考，集中反映在江泽民针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及经济制度的多元化发展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
2000年的春节刚过，江泽民在广东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