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思想观念系统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体制转轨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党的思想路线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转换。曾经有海外人士难以置信地惊呼，为什么中国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时代转入邓小平主导的第二时代变化如此之快捷，即“转型”所必需的“社会总动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甚至没有遭遇任何实际阻碍便顺理成章地将一个充满“政治斗争”色彩的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人都清楚，中国早期改革开放承接的是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虽然，“文革”给国人留存下的近乎是“悲剧性的记忆”，但也正是“文革”造就和雕塑了当时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定势：“运动决定一切”，即坚信党的正确、跟着党中央积极参与由党发动并领导的各次“运动”，借此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文革”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从政治上被迅速地否定了，但是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历史情结”却已深深地积淀和烙印在民族的文化心理层面，尤其是历史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更无法在短期内轻易地抹去。因此，既然“文革”是以连绵不绝的政治斗争而告终，那么，对“文革”的现实否定理应由一场党领导的新“运动”来替代。
不可否认，自“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几乎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中急切地等待党发动一场新的“运动”。随着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顺利展开，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运动”便十分自然地在“文革”惯性思维的制约中被国人合情合理地接受了。这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改革时遭遇到的“社会动员”麻烦截然不同，中国借助人们的惯性思维使得前期社会改革动员显得十分顺畅，毫无阻力。但是，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革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社会经济生活层面的任何深刻变化，迟早会对社会既有的习惯性思维模式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冲击与挑战。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思想启蒙”在前，社会变革在后，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休克式”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其对传统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变革与转换是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逐步深入而渐次展开的。
因此，在中国第二战略时代与经济改革相呼应的思想观念的冲突与变革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先有70年代末的第一次以批判“两个凡是”为主线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又有80年代中期“文化反思与批判”思潮的崛起；随后90年代初又开展了以“姓资姓社”为主题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21世纪初则直接展开了针对“改革路径选择”的理论大讨论；期间还数度穿插着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多次交锋。正是改革开放期间通过现实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以及经历的数度“思想解放”，展开的多次“主义”交锋，中国人长期被习惯性思维模式和传统理念禁锢的文化价值系统（甚至“文革”都未能真正触及其“内核”）终于开始松动，市场所需的功利性价值观念，个体自主意识，以及因开放而生成的多元文化因子，逐渐注入并冲击中国文化深层的价值内核。由此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和几十年培育起的“革命文化”，在解构与重构的不断交互中，几乎被近现代快速崛起的“商业文化”彻底置换和重组。
再次，正是经济体制彻底而全面的转型与变轨以及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层解构与重建，两者交相辉映，才共同编织出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的壮丽图景。然而，也正因为这场标志着中国第二战略阶段鲜明特征的“改革”，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制度与文化观念方面触及面最广，影响力最深的一场社会转型与变革，因此，邓小平曾毫不掩饰地直呼“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那么于社会表层轰轰烈烈显露出的经济体制与文化观念的变革，必然最终触及社会的深层结构：社会权利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再分配。不可否认，在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无论顺利或艰难的每一次迈步，都无法回避地面临来自“权利与利益”的挑战。今天，人们在回溯已经走过的改革历程时，习惯把第二战略阶段的“改革”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1978-1992年；1992-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