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学森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仅仅待了一年就离开，历来猜测纷纷。所有关于离开动机的故事都各自不同。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相当孤独。一位教师回忆道，钱学森在系里几乎“不存在”。天性羞涩而不善交流，再加上蹩脚的英语，令他的同学很难理解他在说些什么。钱学森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转为向他的终生所爱和最好的朋友——古典音乐——寻求慰藉。1935年到1936年间，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科索维茨基的指挥下一共举行了20场演出，钱学森场场不落。“这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他后来回忆道。
但很显然，包括学术方面的其他因素也左右了钱学森的决定。有人说，钱学森是被迫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来自钱学森的好朋友安德鲁·费耶尔。费耶尔回忆道，钱学森曾经对他说，当他跟项目主任杰罗姆·亨塞克表达他对航空项目过于重视实验的不满时，亨塞克回答道：“听着，如果你不喜欢这里，你最好回中国去。”
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则宣称，钱学森本来是想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但夏茨维尔·奥伯教授告诉他，他必须先在飞机制造业获得某些实践经验。“这实际上就是在说，不，别待在麻省理工学院，到别的地方去吧，”
由于当时美国航空工业中弥漫着歧视亚洲人的风气，钱学森很可能不愿——或者是不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钱学森的一位日本同班同学这样回忆道：“在大学里获得学位的亚洲人无论是否拥有公民权，都别指望能在美国公司里找到合适的位置，只有继续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返回祖国后可以找到机会。”
也许换一个时代——假如钱学森可以在飞机制造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能够体会到钱学森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帮助他谋得一职或甚至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钱学森可能也就待在麻省理工学院了。但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很明显，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钱学森与麻省理工学院都大相径庭。钱学森想要的是一种理论式的教育，而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则以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一毕业就能投入生产的工程师为傲。钱学森在中国的图书馆中长大。他的大多数美国同学则在家庭式实验室中成长，在谷仓、地下室和车库里整日摆弄汽车零配件、脚踏车、无线电和飞机模型。钱学森曾经对朋友说，美国人“一生下来手里就拿着活动扳手”。他一度希望师从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伟大的数学科学家，但他的教授们按照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鲍勃·萨默斯的话来说：“与其说是科学家倒不如说是探险家。”一位科学史评论家这样写道：“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家是像爱迪生那样的，而不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
不管怎样，当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时，他的心情一定非常沉重。如果就此收拾行李返回中国，他的选择将十分有限。一个硕士文凭可以为他谋到一个管理者的职位，但那并不是他想要的。从本质上讲，如果现在就回国，那便意味着放弃他以专业技术帮助中国抵御外侮，进而将中国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中解救出来的梦想。
而从个人层面上来讲，在研究生课题只完成了一半的情况下就回国，会令钱学森不得不面对父亲和老师失望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他也想为自己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业上未有收获。
当钱学森思索未来时，一些其他的念头一定也曾在他的脑海中翻来覆去。如果他现在就打道回府，他以前所受的教育实质上就要就此中断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类似研究机构。对于像钱学森这样好学的人，这或许是不得不面对的最痛苦的现实。不管那些拿到庚子赔款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学校前是否考虑过自己在那里可能收获些什么，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为那种纯粹的学术研究氛围和大量投入的研究资源所震撼，尤其是在有潜在军事或工业应用前景的那些学术领域。“当我们看到美国大学里都有些什么之后，”同样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的另一位留美学生如是说，“我们再也不想回国了。”毋庸置疑，钱学森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前思后想的结果令钱学森只有一条路好走：在美国寻找另外一所愿意录取他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与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拥有类似项目的学校只有位于西海岸、当时还不甚出名的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西奥多·冯·卡门以秉承德国式的理论思辨传统而著称。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
幸运的是，冯·卡门曾经担任过管理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的清华大学的学校顾问。或许冯·卡门会愿意收钱学森为学生呢？钱学森本可以写信或打电话去探一下口风，但那可不是他的风格。他直接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与冯·卡门亲自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