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的内容及态度，予以鉴定。这样不至于把犯人的优点埋没，犯人积累一点优点不容易。没有优点，改造没有成绩，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的建议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去到别的劳改机关参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五个犯人。有一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两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饺子，今天我们来了六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六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三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的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中等得不了奖；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到张管教员那去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意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