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分工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