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关上了。圆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胡荄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的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的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荄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90%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事，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作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八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一点一点地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被一些干部的笑脸所欺骗，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