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这个监号出来，又到楼下三号。对象是一个土匪头子叫“青山好”，姓陶。解放前他在长春市郊，抢、杀、掳、勒，无所不为。抢了许多钱，跑到长春市内投到六十军二十一师当一个连长。六十军起义，他逃回长春，改扮小商贩。抗美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么也不承认。给他戴了两副大镣。郭股长叫我去了解一下。
进门，我一露青帮家礼，他答应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参。接着叙话，先说青帮家礼的话，接着说土匪的术语。他问我在哪儿干事？我告诉他在辽南，因为到北满找一个朋友，被捕了。开始，他不谈他的事情，防着我呢。我只谈自己的事情，干脆不问他的事。我说我怎样骑马，如何打枪，如何娶小老婆，如何抽大烟，如何在长春请客……我这一说，他也说起来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些罪恶一一述出。两人越谈越近，成了患难朋友。有三天功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长春市郊，他抢一家老百姓三匹马，打死了两个人。这个血债他没有交待，这回却不经意地说了出来。其他的情况政府也掌握一些。他这案子属于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命简单。
这件事办完，郭股长叫我休息两天。我回到原来住的屋子，徐克成说：“日子不少，睡石灰地够呛吧。”
我说：“没关系！”我洗了洗脸，换上了衣服。看了看报纸，美帝在朝鲜很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
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去买了二十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来了。郭股长说：“吃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党的、特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