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新年的时候，我与徐克成说：“我们住这样舒服的屋子，象小办公室一样，有书看，有烟吸，在屋内有自由。我们应该用行动来表示对政府的感激。我提议，我们检举揭发长春的一切坏人，不限于军统、中统这两方面的，伪满的特务、青帮头子、地主恶霸、日本翻译、建军头子，都检举。以此迎接1950年的新年。”
徐克成、李芳春、李中候都同意。于是我就开始写起这方面的材料。他们比我写得多，因为他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多。这份材料写得较好。郭股长认为还可以继续写。
要过新年了，我们希望能吃点肉。新年果然吃了两顿肉。年算过去了。我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回家无门。”
过了新年就是春节。除夕，郭股长调李中候到十一号监房，徐克成调到一号监房。我听见了他俩的咳嗽声。过了两天，我明白了，他们到监号是去做工作的。在特务机关这叫狱侦，旧社会叫“坐班探”。我心想，李中候懂狱侦技术吗？没叫我去，是不是自己改造不如他们？内心不愉快。
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春节的肉，在除夕以前就吃了。听说大厨房锅少，先叫我们过春节，到了春节，干部改善。想到活了34岁，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这还是第一次。然而作反革命犯不也是第一次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作异客的心情，今天我作犯人更加倍思亲人了。过年家人不能团聚，自己被押，亲友自顾不暇，门前冷落，势所必然。家中凄凉景象可想而知。想到1946年的春节，我以接收人员的身份回到北京，自己兴高采烈，家中喜气洋洋。今天共产党的干部过春节一定是举家团圆，欢天喜地。我，我的家则是在悲哀失望中度过佳节呀。我想得很多，最后我想到被我杀的人，这些人的家属又怎样过春节呢？我不敢再想了，我能活着就算万幸，不能胡想了。所谓“知足常乐”，不知足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正月十五日早上，徐克成、李中候又回到我们这屋，徐克成对我说：“现在破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案件，与李芳春有关系。”
我猛然想起，春节前郭股长找李芳春谈话，谈了几次，李芳春回来便说：“真不好办。”现在我明白了，当时问他，他不坦白。接着就把他从我们这屋调走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二。我问徐克成是怎么回事？
他说：“有一个叫于子杨的，解放前是李芳春运用的外围，解放后于子杨不但没有登记，反而继续活动，在火车上吸收了一些人。这其中有个叫刘金声的火车司机，被抓来了。我在于子杨那屋，李中候在刘金声那屋。他们都承认了这些事情，可是李芳春没承认。李芳春在楼上戴着手铐，还要撞头自杀呢。”
我点点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一切由各人负担。我承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个人情况不同想法与作法也不同。这是既唯物又辩证的。
3月，郭股长到我们这屋来，对我说：“你判断一下，军统特务再到大陆活动会怎样布置？你如负责将怎样指挥？看看你们写的与事实能不能相符合。”
我考虑了一个下午，根据解放后的形势及军统特务的规律，我判断：第一，退到台湾，军统与中统等机构要合并，把特务机关统一起来，便于指挥；第二，特务机关与美特比过去加强合作，在东京、菲律宾及冲绳岛，设立训练蒋美特务的据点；第三，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北朝鲜，由南朝鲜到北朝鲜比较容易；第四，进入大陆所用的掩护，是华侨、商人、学生以及于斌指挥的天主教神父和教徒；第五，派遣进入大陆的特务，以华东，华南籍贯为多。他们熟悉方言便于活动。大致是这些。写完之后，交给了看守所。这份材料写完的第二年，证明我的判断多数是正确的。
一年多了，接触了不少干部，除了郭股长之外，还有于、肖、杨、王、张等许多审讯员。他们对我都熟悉了，每次写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着启发，到我窗户前说一句：“关梦龄把袁晓轩材料写一下。”我就可以写了。有时我问一句：“逮捕了没有？”他们便会告诉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没有逮捕，我在写材料时，一定要写年龄、相貌、特征、身材、什么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经逮捕，就写他的罪恶及一些社会关系。这些材料写得很多，写的要领我已经知道。我写出去的材料没有不合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