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月，天气冷了。我倚在楼窗看着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羡慕。大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奔驰着。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长春这个城市，我可以一个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锁起来；警察、宪兵、特务，一齐在督察处的领导下进行户口大检查。可是现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长回来，叫我们把个人的东西搬到小红楼上的一个大房间。他对我们说：“这回小自由，在屋子里可以随便活动，看书、写材料都行。关梦龄这回不用照相了吧？（我曾说在监号里坐着，一动不准动，等于长期照相。）这是对你们的宽大，与别的犯人不同，你们要知道。”
郭股长走后，我对徐克成说：“咱们写一个决心书吧，前一段是感谢共产党对咱们的宽大；第二段写今后一定要立功赎罪，努力争取，回报政府的宽大。”
徐克成说：“你起稿吧，我缮写。”
我拿起笔来就写：“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深知百倍努力也不能赎罪于万一。但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下，我们得以复生。感戴之情无法形容，今后只当……”写了两页，由徐克成用仿宋体复制两份，一份呈给政府，一份我们贴在墙上自勉。
12月初，我们从楼上搬到楼下的七号监房。现在楼上楼下的犯人很少，都走光了。军统这些特务除了我一个人，各屋都空了。楼上只有一个尚传道，楼下还有王心一等几个少数军统电务人员。他们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说到吉林去了。这么多的人，到吉林？我无法判断。
有一天郭股长与我谈话，我说：“陈牧他们五个都枪毙了，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我就把写材料时候，听陈青波说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接着我说：“枪毙的这五个人，论地位都没有我高，论罪恶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陈牧严重。他们都枪毙了，我还不应该枪毙？我没有死，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内心充满感激。”
“你有这些认识是好的，但是枪毙与不枪毙不在反动职位高低。反动职位高肯定罪恶大，但是与争取的情况，靠拢人民的表现都有关系。看问题要全面。逐渐你就会明白了。”
接着他又叫我与徐克成绘制长春的各特务机关的系统表。表的内容都是政府拟好的，我们照写。徐克成的字写得好，他写的仿宋字如同印的一样。他写，我校对。共有三十多张表，每张表上都有阶级、职务、姓名，被捕的有“△”号，未被捕的没有记号。郭股长对我们说：“你们看到这些表，不许乱讲。”
这些事知道不应该讲，这是政府的内部材料，政府叫我们整理是相信我们，也是一般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自己又想，这样事做多了，是不是能放我呢？不怕我把这些机密带走吗？于是又有了疑惑。
我们这屋五个人，日特竹中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尉特务。“九?三”之后，军统的军事联络组组长刘精一留用了他。他的俄文好，在伪满时期做苏联的情报。
徐克成在伪满时期给汉奸于静涛当秘书官，于静涛是北满合江省省长，徐克成的日文好，当翻译。竹中说：“徐先生的日本话与东京口音一样。”
李中候是小特务，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喽啰。不知怎么回事与我们关在一起。大概交待材料表现好，这个人什么也不懂。
李芳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分区主任。这个人一身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的日本话虽好，但赶不上徐克成。伪满时期他受的奴化教育太多，中毒太深，不像一个中国人，真可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