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40多岁，在工作上归22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小灶，每天与分局长一块吃饭。这些话是两个看守战士在窗户前耳语被我听到的。
我在屋里想，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才侠与依平（大老婆与二老婆）最近怎么样？父亲的身体如何？这辈子还能不能与他们见面？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别人跑了，我不跑，结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我就是这样处境。有一次一个干部对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