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屋的规矩是，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乱看，不准藏违禁物品，不准伸腿（只许盘腿而坐），不准……我心想，最好是不准活着。一切都解决了。
吃完早饭，楼下房子的门锁都打开了，一方面往外送饭桶，一方面放便。一个屋子一个屋子，依次到院中的露天厕所大便。外面站了许多武装战士，都是端着枪预备放的姿势。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战士，看样子还没有上过战场，他们拿枪看守犯人，表现得特别紧张。我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很害怕：一个战士背手提轻机枪，很不熟悉地退子弹，我害怕他们任意摆弄，走了火，把我们打死。那真是冤哉枉也。
放便时，我们六个人一组，要快跑，跑到厕所蹲下就拉屎，完毕，一齐回来。路上不准左右乱看。但是我看到楼下是12个监号，南北各6个，中间，四周都是走廊，看守在走廊四周监视。每个屋子一扇门，一面是铁栏杆，铁栏杆外面是走廊。假如我从走廊经过，一咳嗽，各屋都会知道我下楼了。
楼下的制度可真严厉，可以说动辄则咎。盘腿而坐，目不斜视。这样坐下去，不残废才怪呢。这样不打不骂真够呛。
我们这屋五个人，有四个人见过我。杨光是军统局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张逸民是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李中候是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小特务，刘新斋是军统局东北特技组的中尉组员，另一个是中统特务姓王。他们说：“都知道你在楼上优待，怎么又把你调普通号来了？”我摇摇头冷笑了一下。自己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对我昨天优待，今天又不优待了？共产党的事情真是捉摸不定。
一天上午，提我到前楼的审讯室。那个姓郭的与往日不同，进屋就喊：“你不老实！有许多问题打埋伏，欺骗政府。你考虑考虑，还想争取不？你经办的案件那么多，抓了好几百人，你都交待出来了吗？别人交待了，你还在这装没事呢。对你这样的不能客气——砸上脚镣！”
接着事先布置的两个看守，把我叫到走廊，给我戴上了脚镣。再什么也没有说便叫我返回监号。戴上脚镣不让站着走路，叫弯腰手提脚镣走路，这样可以没有声音。回到监号，同屋的五个人都感到惊愕。我坐到原处思想极度紧张，情绪紊乱，忐忑不安，内心十分怨恨政府。心想，我这是自作自受，谁叫我自首呢？这就是自首的结果。我的脑袋太简单了，这样的下场叫人笑话。陡地，我想起一个日本歌子叫《秋词》：自己做错怨不得人，自作自己受；兴奋的歌声，热情的泪流，永远没有归期……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辈子走错了这步路，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羞愧难当，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在楼上墙壁里藏着的被服线，可惜没有带下来，自杀都困难了。活着难受，死又不能死，闹得死不死，活不活，天哪！我关梦龄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了。
我又想，如果我从解放团上火车到沈阳，沈阳解放到北平。我真的走不了吗？难道说长春这么多特务，就没有一个人逃走了？既然有人逃走，我为什么不能？想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已成空中楼阁。我自首受了这样的罪，叫军统局的人知道，他们会指责我说：“好哇，关梦龄叛变组织，投降奸匪，把自己同志检举了一二十人，把潜伏组织出卖给敌人，结果他自己被戴上脚镣押了起来，这就是没有骨气的下场！”
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反省。晚上睡觉，脚镣把被里划破了；一副冰冷的铁镣挨着小腿，真是不舒服；夜里小便，还不准脚镣响，要轻轻地拿起来，提着，走到尿桶跟前，慢慢地把脚镣放在地板上，再小便，便完再轻手轻脚的回来。脚镣给我的威胁太大了。
一天夜里，我对身旁的张逸民说：“你修修好，把我勒死吧，我受不了这个罪。”
“拿什么勒呀？”他反问我。
“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勒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