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除夕，在长春度过，那晚上，因为逮捕政治犯庞静，一夜没有离开督察处，直到第二天，初一下午才出去吃饭。为了反人民没有过除夕。
今年的春节，我在公安局看守所度过，失去了自由，一切也谈不到了。1950年的春节在哪儿过都是问题。不敢多想，前途异常暗淡。
我把督察处历次杀人的地方绘了一张图，并且把活埋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孚等二人的地方一并绘图交给了政府。接着又写军统局华北与西北区的材料。东西好坏可以比较，我交待的材料可以从其他特务的材料中得到证明。
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经典著作的书。开始看不进去，日子久了，也能看了。有的词句我还要背诵，以备将来好引用。小说也看了几本，不过是当着消遣看的。
过了春节，看守所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一天晚上，张看守长拿着几个锁吊，钉在我们这几个单房的门上。过去是没有的。呵，现在要锁门！同时到我的屋子，把玻璃窗钉死。这一钉玻璃窗我的心更难受了，不仅仅是不通空气了，而是要对我加强管制了。但有趣的是，他这一钉窗户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我刚到这屋的时候窗外有一个纸条，写着“小心……”我认为是对我“小心看守”，今天晚上因为钉窗户，这张纸条掉下来了，我一看是“小心玻璃！”
门上锁、窗户钉死。天气逐渐的暖和，屋里闷热，浑身发痒。不能洗澡，只在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秃头，别的什么也谈不到。我在黄昏的时分站在玻璃窗前，自己小声地念着：
这无尽的岁月，
无期的徒刑，
回忆过去，感到异常的惆怅；
瞻望未来，充满了痛苦与失望。
恐惧与悲伤，
萦绕在我的心房，
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想，现在还看不出共产党要杀我。那么到看出来的时候来得及吗？每天考虑怎么死，这样的日子是最痛苦的。
在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有10点钟的样子，我刚睡下，张看守长来了。他把我推醒，叫我拿东西，穿好衣服。我很惊讶，我没有拿东西，我拿出一支纸烟，取出火柴点燃，我对张看守长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有这么一天，一点也不使我意外，希望来个痛快！”过去东北枪毙土匪时，土匪花钱给监斩的人，求他执刑时，不用炸子，用一般子弹，把头部穿个眼，不至把脑袋炸碎。所以土匪临死前都说：“朋友，来个痛快！”
张看守长也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没关系，快点吧！”我把东西收拾起来说：“算了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拿着吧，你不要行李，怎么睡觉？”
我听还睡觉！便赶忙把东西包好，跟着他下楼了。
到了楼下的最里边的一个监号。一进屋，尿桶的臊味，屋内的臭味骤然扑鼻而来，使人作呕。屋内有四五个人，都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在铁栏杆外边喊：“把他们推一推，就睡在那吧。”
我把行李一放，没有怎么整理就躺下了。心情非常紧张，这是要加严了，痛苦的日子开始了。墙角放着一个尿桶，十分难闻，说不定还要长久的闻下去。我为什么到这个屋子来呢？我坦白得不好？有没交待的被别人揭发了？我藏了武器？翻来覆去地乱想，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刚一合眼，就喊起床，什么起床？都睡在地板上。大家从地板上爬起来，把被子一叠，坐在屁股下面，不洗脸，也不漱口。这屋共有六个人，有几个人直看我，似乎认识，但我不认识他们。看守的战士用命令的口气说：“不准说话，谁要说话，就处分谁！”
坐了半点钟的样子，门外响起饭桶的声音。我的肚子也饿了。一个战士送进来一个饭桶，高粱米饭泡在白菜汤里。六个铁碗，六双筷子。有的不是筷子，是木棍、树枝。由我们这屋的那个高个接过来，把饭桶放在地板中央。六个人围着饭桶，每人拿一个饭碗，拿一双筷子，用碗到饭桶里去舀饭，一个人一碗，我舀了多半碗。他们吃得很多，我只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看守战士认识我，在铁栏杆外边问我：“你吃了多少？”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另一个同屋的犯人抢先说：“他吃了半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