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看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改革——将漕运改为海运的改革。看看这场改革中，底层群体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最后又怎样沦为祭品。
漕运改为海运的改革发生于19世纪中期，改革的直接原因是太平军占领了江苏浙江一带，切断了官方的漕运通道，浙江的粮食和物资无法通过漕运送达帝都。咸丰皇帝于是批准了筹议已久的海运计划。由于这项改革，仅仅浙江一省的失业水手就多达几万，沿途做陆勤服务的失业者想来更多。政府对这些失业者并没有相应的安置和救助措施，而是任其自生自灭。
这些失业漕工纷纷投奔太平军和捻军，迅速壮大了反政府军的兵力。清军也加紧收编这些失业者，于是长三角地区官军与起义军之间的军事对峙更为严重，这些底层人纷纷沦为不同精英集团的炮灰。
另一部分没有参军的失业漕工，聚集到苏北的两淮盐场，结成自己的互助组织（按照官方的命名，只能叫做黑社会或土匪组织）安清道友，从事贩卖私盐、偷盗劫掠活动。据说20世纪前期在上海滩一手遮天的青红帮，其中的青帮就起源于当年的安清道友组织。
对于参加了太平军和捻军的失业漕工，政府只有派遣更多的官军予以剿杀，这就必须增加军费支出。对于贩卖私盐的人群，政府必须加强稽查和围剿，由此不得不扩大管理机构，增加行政支出。对于进行偷盗劫掠的人群，政府必须增加警力、监狱、法官、刽子手等等执法人员，予以缉捕、镇压和惩处，这又得增加司法支出。
在这场改革之中，所有被解散的漕工自然沦为牺牲品，同时给社会也带来了祸害。国家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而这更高的代价全都来自纳税人，等于给所有纳税人增加了负担。在这种造反、作案、缉捕、屠杀的过程中，不但消耗财力，扰乱人心，也给国家带来动乱和衰蔽气象。
我们假设这些被迫增加的军费支出、行政支出、司法支出总量为一百个单位，当初如果投入五十个单位的资金安置那些失业漕工，很可能就万事大吉了。政府因此节省了开支，漕工的权益得到了关照，纳税人也没有怨言，可谓政通人和。可是，精英群体就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执政思路。
按照近代以来建立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由漕运改为海运当然值得赞扬，因为海运代表了开放的心理和姿态。可是这场迫不得已的改革首先完全由底层群体付出代价，然后由国家承担了恶劣的后果，对于这些代价和后果，只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精英群体却避而不谈。一个精英群体如果不研究这些实际问题，只是坐在书斋里放谈改革，编制意识形态圭臬，不但不能造福世界，还可能用误导的方式为害世界。
在文化选择上，也是这样。在殖民帝国控制中国之后，中国人尽力维护自己国家权力的坚持，是我们后人无论如何应该予以理解和同情的。而维护自己的文化权利，乃是维护政治权力和尊严的一部分。洋务派他们主张“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既有宽广的文化胸襟，又坚决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和尊严，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应该受到赞扬。没有哪个被殖民的民族不出现文化上的坚守与斗争，直到后殖民时代的今天，在拉丁美洲、非洲、西亚地区，这种文化上的自尊与坚守运动，依然此起彼伏，常常波涛汹涌。我们如果对于被侵略、被殖民者的文化自尊心都不能理解，实际上也就是缺乏对他们政治上的尊重。这只能沦为殖民者的帮凶。
可是五四启蒙领袖群体对于积贫积弱的国家和国人，由于过分“怒其不争”，对于他们的卑屈境遇和消极抵制常常表现得缺乏起码的同情和尊重。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们实际上缺乏准确把握的政治头脑，也缺乏研究的条件和耐心。他们仅仅从尽快变革中国、奋发图强的良好愿望和热情出发，急于用“改革”和“保守”这两个极其简单的标签来判断事物，臧否人物。久而久之，他们忘了改革的目的在于趋利避害、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强盛，而把改革本身当作了目的和价值。谁是“改革”派就意味着道德上的成功，谁敢“保守”就意味着道德败坏。
这种把“改革”本身作为目的和价值的改革意识形态，是一种新的“蒙昧”。五四启蒙精英的启蒙过程，也是一种“造昧”过程。由他们新造的“改革意识形态”，把国人推入另一种蒙昧之中。
改革意识形态获得正统地位之后，发展出另一个更加神圣的概念，叫做“革命”。与之相对应的“保守”、“落后”、“顽固守旧”、“反改革”、“反革命”等等意识形态词语应运而生，这些词语不但成为道德帽子，而且常常成为政治帽子。自此以后，中国的所有社会政治运作，几乎都是以“改革”或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至今犹然。
既然改革本身具有无需论证的正当性甚至神圣性，那么，只要以改革的名义，无论剥夺多少人的利益，无论剥夺得多么彻底，都可以理直气壮。
改革意识形态竟然具有这样的功能，这是五四前贤所意料不到的，但他们的确是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