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国民性批判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第二章 五四精英群体的文化选择
文化启蒙：五四精英群体的路径选择
在回应西方列强征服与抢掠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精英人物一直很重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从魏源、郭嵩焘到郑观应、王韬，再到康有为、梁启超，基本如此。他们都爱拿西方的政治模式跟中国三代相比较，认为西方议会政治官民共主，上下沟通，堪与三代比美。到了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这一代，他们却另开一条思路，转而从文化的、文学的、精神的、道德的角度来考量中西两个世界的关系，寻找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新契机。他们的路径转换几乎给中国近代史带来了某种思想链条的断裂。
五四时贤着力于文化运动，自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变法运动惨遭失败之后，民族精英依然百折不挠地从事君主立宪运动。清王朝当权者缺乏远大眼光，不懂得为了保持皇家之长远利益而对眼前的民权运动稍作让步，导致了更为彻底的革命运动，那就是辛亥革命。然而革命的成功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面貌。精英群体所期望的除旧布新、起死回生的社会变革，依然举步维艰。帝王虽灭，专制并未退场。皇权虽去，民主依然遥远。
能说制度没有变革吗？都由君主专制变成共和政体了，为什么依然看不到焕然一新的气象和机运？经过漫长的失望和焦虑，精英群体终于悟出一个道理： 民主制度是一只美好的葫芦，可是这只制度的葫芦是长在文化这根藤上的。什么样的藤就结什么样的果。我们要想收获满意的葫芦，直取结果的办法无法奏效，只有后退一步，好好培育葫芦藤。当我们培育好了葫芦藤，美好的葫芦就自然而然地长出来了。
这根茁壮茂盛的葫芦藤是什么？就是茁壮茂盛的民族文化，就是茁壮茂盛的国民精神。具体说来，就是民主、科学、人权、自由。有了充满民主、科学意识的民族文化，才有理想的政治制度；有了充满人权、自由意识的国民精神，才有理想的社会组织模式。不造新因无以求新果，造出新因必有新果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抽牙破土，生机勃勃地挺立在古老的地平线上。他们一反改良派、革命派的腔调，不再天天给掌权者施加压力，不再天天叫喊政治改革之类。为什么不谈政治？不是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是为了腾出精力，先在文化上打好基础，先在广袤的社会土壤中种下能够生长出政治革命的因。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政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独秀文存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这种与文化“相见恨晚”、抓住历史机遇努力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与前辈精英人物的危机应对心态有所不同。民国学者王小航回忆说，他曾经跟康有为说过：“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有为急切地反问：“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见《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59—460页）五四精英虽然不免于峻急，但是跟郑观应、严复、康有为那几代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亡国灭种的压力已经有所缓解，“来不及”的担忧可以暂时放一放，于是能够后退一步，从文化方面进行长远的战略设计和战略选择。
在此之前，像王小航那样主张从教育入手造就人才，然后图谋国运之振兴，只能是一种边缘化的思想。到了辛亥革命取得初步成功之后，种族灭绝的危机有所缓解，这种思想终于有机会渐成主流。陈独秀的文化主张，大致代表了那个时代一批精英分子的共同认识。胡适曾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见《独秀文存选》附录，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这与王小航的文化主张正好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