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肚子坏水的皮列士来不及对中国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等西方列强，用枪炮实现了对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中国精英人物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当然，这种接受是一个极为痛苦和漫长的过程。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0页）由这条描述不难获悉，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强人所难之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勉强、逼迫、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而英国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人所发表的各种评价，不过是狼为了吃掉羊所抛出的一种说辞。
有一只狼先是说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问罪于羊。那只可怜的羊辩解说：“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那只狼于是恶狠狠地说，总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编造别的理由。
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建构庞大的符号体系，能够编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说辞。
西方殖民者对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张着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样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不文明的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灭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
变法失败和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
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
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
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
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当年陈独秀、鲁迅的声音是这样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