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所有这些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
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这些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
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着皮列士的后代们所强加的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尤其不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
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德国学者黑格尔嘲讽中国人“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9页）。他说东方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就是专制与奴役。他说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在哲学史之外，中国的历史在历史之外。
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尔德说，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一隅形成了中国式奴隶制文化的蒙古人后裔”（同上书，第167页）。“那些野蛮的满族征服者为其统治的需要，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把孩童般奴性的座椅。他们无须对它做任何改造就坐了上去统治起来，而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同上书，第170页）“大自然却毫不吝惜地赋予他们小眼睛、圆滑世故、狡猾的钻营和精明以及对凡是于他们的贪婪有利的便进行仿造的艺术才能。他们的医术就像他们做买卖那样，是些精明的、骗人的把戏，充分地暴露出他们虽然精明透顶却愚昧无知的秉性。”（同上书，第167页）
总之，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到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同上书，第168页）
在赫尔德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充满了“圆滑、世故、狡猾、欺骗、愚昧无知、奴性”等等描述负面性格时所能用上的最严重的形容词，充满了“奴隶、奴才、蠢驴、狐狸”等等最丑陋的意象和人格形象。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写作的《中华帝国通史》（1735年），为欧洲启蒙时代提供了最完备的中国知识，是西方汉学尤其是法国汉学的奠基作品。它对欧洲人形成中国印象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学者周宁指出，杜赫德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肯定方面也有否定方面，但总体上看是否定多于肯定。以下是周宁摘译的该书部分内容： 贪婪、欺诈、自私、自大也是这个民族的习性。欺骗常见于老百姓之中。中国人性情温和，连盗贼都很少使用暴力，他们宁可选择狡猾的伎俩来达到目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自私，他们相信要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害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这种与生俱来的傲慢激发起哪怕是最卑贱的中国人也瞧不起任何其他民族的人的心理。诚实确实不是他们喜爱的美德。尤其是当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会使出欺骗的手法并且还大言不惭。还有一些人在欺骗被人当场抓住时，竟然厚颜无耻地抱歉说自己骗术不高明。由于他们十分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们明白如何保全脸面，掩盖罪恶。他们手法非常狡猾，做的事情很少会在公众面前暴露。尽管他们十分邪恶，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热爱那些有所追求的人身上的美德的。（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778页）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说： 中国人“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同上书，第45页）。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同上书，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