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使团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肮脏、黑暗的贼国，好像作为当时世界首富的中国，其财富都是从大不列颠偷来的。
1835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高度评价美国来华传教士伯驾在中国以创办医院的方式进行的传教事业，他说：“我坚决相信，他在地球上这一大片黑暗的地区，正在推进真理和文明的伟大事业。”为什么中国是“一大片黑暗的地区”呢？当然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文明，没有基督教。
无论是义律还是伯驾，他们实际上对于中国是不是光明，是不是黑暗，以及中国人有没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他们无论是传教还是开创医院，都不过是为了征服中国所采取的“最安全、最聪明和最迅速的手段”。
这个手段所服务的目的，当然就是从中国攫取财富。
所有来华的西方人，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政客，他们的目的自始至终高度一致。一个不能俯首听任他们掠夺的中国，只能被命名为“一大片黑暗的地区”。
“一大片黑暗的地区”含义究竟是什么？鸦片战争前夕，伯驾意识到中英之间大战在即，他一点也没有从正义、从上帝之爱的角度关心这种局势，而是严厉谴责中国人的表现。“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里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
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殖民者的完整意图，确实懵懂不知。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到兽穴中去“弄”过英国这只猛兽，他们的这种无知是极为无辜的。对于这样的无辜的弱者提出国民性批评，只能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诬词。
由于中国人“不肯屈从”，增加了西方人在经济掠夺上的难度，提高了他们实现殖民统治的成本，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黑暗是真实的，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这只是面对真正的黑暗势力一时不知所措的困局。在这种未曾经历的困局中挣扎，是非常正常的应对、适应过程，跟所谓国民劣根性无关。
伯驾指出，由于中国人的黑暗无知和不肯屈从，西方列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获得最大利益的目标，必须采取强硬手段”（顾长声：《伯驾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伯驾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外交官后，完全放下了传教士和医生的行头，赤裸裸地要求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采取“强硬手段”和“最后手段”征服中国。
“征服”的目的是什么？外交官伯驾在建议美国政府占领台湾时，是这样论证其必要性的：“美丽的台湾岛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岛屿，因为它有丰富的矿藏和繁荣的农业。煤矿看来是无尽藏的，非常容易开采，质量也好。台湾岛可能不会归属清帝国太久。”（同上书，第81页）
伯驾的占领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时的国务卿不得不在他所呈送的文件上向他解释说： 你所说的最后手段，就是战争，而美国政府是没有宣战权的，那得由国会说了算。
为了促进西方各国政府更彻底地占领中国，那些来华西方人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要求各国政府早下决断。为了减少西方各国政府对于占领和奴役中国之困难的担心，几乎所有来华西方人都不断地像当年的皮烈士那样提供情报说，中国人是软弱的，不用害怕。
古伯察将软弱看作中国人最主要的国民性之一。他说：“最明显的一点是，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沙香莲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遇事“小心”表现了一种郑重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原本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才会具有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特征，却被他们看作软弱的证明。这是因为他们来到中国，不需要看到中国人的文明，只需要看到中国人的软弱。
比如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说：“同中国人打交道有一条准则，即中国人难得答应一项请求，但如果下点决心，表示点勇敢，去夺取的话，中国人也难得会反对，或固执地反对下去。”（顾长声：《雅裨理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