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嗣同是戊戌政变里被斩首的“六君子”之一，他有机会逃出北京而不走，因为他要为革命而流血，好为历史留下见证。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情操，使他所写的《仁学》传递着一种“烈士精神”。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都有影响。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要破除名教纲常。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是具有压迫性的。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谭嗣同的想法，在清末民初引起很大反响。如清末刘师培主张“毁家”，认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后来傅斯年、李大钊与熊十力都有相同的看法）；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年去美国访问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他认为新国民必须要有公德、进步、自由、权利、义务、冒险、进取等观念；他又提出了尚武的思想，这些都围绕着新国民的改造。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讲的“国民性改造”。1903年，梁任公游历了新大陆之后，看到民主的缺陷与华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种种缺点，转而保守。他又受到严复、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思想中“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奠基于传统伦理之上，开始主张依赖传统资源，以私德的改造作为“新民德”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任公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与此思想转向不无关系。梁任公的调适、渐进的思想在晚清普遍流传，成为立宪派的重要基础。黄遵宪说梁任公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以梁任公为首的立宪派主张中国应仿效英国与日本，从君主专制改变为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之后，再转变为民主共和。
上述书刊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肯定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与以民主宪政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不过，人们对民族、民权和民生等三大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孙中山先生一派坚决支持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把满洲人赶回东北或彻底消灭；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所支持的则是君主立宪的政体，希望先实施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后再迈向民主共和。最后是关于民生问题的辩论，康梁派采取的是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路向，主张发展经济、保护私有财产；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采取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主张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等。1902—1907年间，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革命党则在1905年于东京办《民报》与之抗衡。当时的人们在阅读上述书刊之后，受其启发，而在1905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革命。一位从湖南长沙官派到日本学政治的留学生黄尊三写下了《三十年日记》。他讲述留学的过程：到东京以后，开始进入语言学校；除了读英、日文，闲暇的时候就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民报》。1905年之前，他比较同情康、梁，他说：“《新民丛报》……文字流畅，议论闳通，诚佳品也”；1905年之后，因为看了这些辩论，尤其是《民报》上的很多文章后，转而支持革命。1905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上写道：“《民报》为宋遁初、汪精卫等所创办，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此一个案具有实际上的指标性意义。亦即1905年之后和黄尊三一样，从支持改革转向肯定革命的留日学生，为数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