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本没有任何关系。他是1911年10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报纸上才得知消息的。但他长期以来担任同盟会在海外的领袖，从很多方面看是总统的不二人选。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逐后，孙中山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反满革命与共和政府。他曾求学于香港和檀香山，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穿西式衣服，留短发，代表着革命党人国际性的一面。不过，孙中山的同盟会面临很严重的内部分歧；他的留洋背景使他处于中国政治精英圈的边缘；最要命的是，他没有军队。事实上，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与清廷谈判退位问题，并能将总统的位置交给掌握实际权力中心的北京。
袁世凯是北京新的政治强人，他被载沣强迫以“足疾”为名“休致”，武昌起义后又被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训练最有素的军队—北洋军，并一直领导政治改革，崇尚宪政政府，所以是领导新民国的一致人选。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许诺，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他就让位。1912年2月，袁世凯迫使年幼的溥仪皇帝退位，将民国的首都迁往北京，并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民国的建立终结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这一变化的影响不应被低估。满族统治结束了，人们不再留辫子，有的自愿剪下，有的让城门口的士兵给剪下；西式服装、圆顶礼帽和皮鞋流行起来；人们打招呼时是握手而不是鞠躬。孙中山坚持在1月1日宣誓就职，为的是民国能从西历的元旦开始纪年。传统的节日虽然仍旧按照农历来过，但是城市中每周7天、周末为休息日的做法固定下来。基于职业和信仰的各种协会和新式社团大量涌现，充斥于社会公共领域，由律师、银行家、记者、学生、教师、工程师、中医师、西医师、佛教徒、基督徒、童子军、演员等组成。新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报纸，虽未必长久但充满活力。至少就民国元年来看，对新国家未来的乐观情绪和积极投入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变革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