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乐观的气氛没有持续多久。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普遍的反满情绪。反满将各个革命派别和立宪派联合在一起。但当清朝统治被推翻后，各派对于该如何治理中国几乎没有统一的意见。政治精英致力于宪政，认为受过教育的男性应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但巨大的分歧依然存在：新的共和国是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袁世凯一派），还是由议会领导并赋予总理大权？如何平衡中央的权威与联邦体系下的地方权力？孙中山及其同仁倾向于议会制和联邦制，于是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加了1913年的全国选举。虽然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袁世凯的支持者却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很可能成为政府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不久，袁世凯将国民党驱逐出议会，并在短暂的“二次革命”中击败国民党，将共和制变为总统制。
然而，袁世凯的势力并不足以真正团结全国上下。正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华民国的多方面弱点。在革命中，一系列的省份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省级自治成为民国建立的重要政治动力。“湖南人的湖南”、“四川人的四川”不止是口号，也是真正的政治诉求。自治可以让地方政治人物担当要职，保证税收用于满足地方的需要或支持地方的发展。袁世凯虽有一套更为全国性的现代化议程，却从未能获取足够的收入来支持这个计划。最后，他希望通过恢复君主制，以便中央政府有足够大的权力从地方政府手里抽税。但由于袁世凯意在自己称帝，因此即便是在北洋军内部也缺少支持。虽然人们对民国失望不小，但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帝制时代。1916年6月6日，称帝不足三个月的袁世凯郁郁而终。
随后的军阀混战一直延续到1928年由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统一全国。这些年里，军阀政府走马灯般更换，政治动荡。同时，文化也非常活跃，期间发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白话文、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德先生与赛先生”（即科学与民主）。五四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军阀政府为获得军事贷款而将德国位于山东的租界让与日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无视中国人归还山东的请求（在“一战”中，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曾向法国派遣劳工以支持协约国军队）。在爱国的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眼中，这显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合谋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五四运动中的思想激动和爱国情绪，导致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全新的民族主义革命力量。孙中山向苏联寻求军事和财政帮助，并与政治舞台上的新星—中国共产党—结盟。这些遵循列宁主义组成的新兴政党联合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打倒北洋军阀，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1927年，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后残杀共产党员与左翼分子，国共联合阵线因此破裂。接下来的20年里，蒋介石和毛泽东率领各自的政党和军队展开了对中国控制权的争夺，最终以1949年共产党人胜利而告终。两党和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但这并未动摇他们用革命手段复兴中国的决心。从20世纪开始，进步的知识分子便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带来的失望与失败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相信革命还不够彻底。因此，1911年标志着中国踏上革命之路，先后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1949年共产革命的胜利，以及毛泽东在1966—1976年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伴随着这份遗产，挣扎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