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这种变化随处可见，尤其在中国东部沿海或沿江城市中。城市道路铺了砖，人力车兴旺起来。不久之后有轨电车也出现了。穿着新式制服的警察维持治安，执行卫生监管，向商店收税。有了街灯之后，商业活动延长到夜间，百货商场成为新的商业街区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政府扶植建立商会，对新式工业—特别是纺织、钢铁和采矿业—提供贷款和免税优惠。这一时期也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建设铁路的时期。此前官员曾抗拒这种新式交通工具，担心它会让马车夫和船夫丢掉饭碗，便于外国军队侵入中国内地。从今日的标准看，上述成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铁路线毕竟将北京、上海和武汉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正拼命在东北修建铁路。
最关键而剧烈的变革发生在政治体制上。六部被现代意义的“部”取代，并增加了外交、交通和教育这三个极其重要的政府机构。日本取得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这不仅是近代亚洲国家第一次战胜欧洲国家，更是宪政对专制的胜利。日俄战争后，新生而富有影响力的中国出版界立即大声疾呼要求进行宪政改革，他们力图启迪民智，推动开放政治体制以便让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清廷在派出的使团考察外国宪政归来后发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到1909年，已有地方参议会和省上谘议局选举。1910年，全国资政院在北京召开。这些议会虽然只备咨询，却是由受过良好教育、有名望的地方人士组成，他们积极号召加快转变到宪政政府，且颇有影响力。
正当新政改革显现进步成果之时，1908年11月，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和久居权力宝座的慈禧太后接连两天相继死去。光绪皇帝25岁的胞弟载沣接过大权，充当其子溥仪的摄政王。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无法领导改革的艰难历程。当朝廷需要有决断力的领袖时，他犹豫不决；当形势所迫需要灵活处理时，他又顽固不化。1907年，满族巡抚恩铭遭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之后，要求取消满汉分别的呼声如潮水般涌现。这些要求包括解散八旗军，取消对满族人担任官员的优待，改革婚姻习俗，鼓励满汉通婚，不再要求男性剃发梳辫。辫子是满族强加于汉族最明显的习俗，被外国人嘲笑为“猪尾”，身在国外的中国激进派常以欧式短发表示抗议。慈禧太后曾支持上述改革建议，但载沣掌权后却未能压制礼部的保守派以推进改革，而礼部正是负责制定满汉习俗融合细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