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些照片，本书展示了1911年前后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之多，我也引用了其中一些作为资料，本书则用影像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如今，在评价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时，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仅限于谈论其消极方面18。诸如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国人：1842—1849》等书中都提到“帝国主义”的积极影响，例如引入排水系统、城市规划、铁路网络和海关系统等民生成就19。
不论是在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或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还是在馆藏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尔图书馆，抑或是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蓝色影集供我观看，我都深深为之触动。特别是看到这些照片保存完好，还有了电子版本，码放在洁净桌子的特制书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这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将数套完整的宫廷卫兵制服当作“废物”处理掉。同样，一些中国摄影师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到了当成废品出售的中国著名摄影家的照片。这其中有些“废品”日后出现在中国的拍卖行，还引起过诉讼与反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边大兴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馆；一边却疏于看管视觉历史的纪念物，将其丢进垃圾箱中。
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中国文化遗存仍在私人收藏或西方博物馆手中，急于买回文物的做法却似乎只是拖延并加重了国人尚很普遍的“受伤害感”，不论他们是否赞同官方定义的“爱国主义教育”。花费近九千万人民币在拍卖会上拍得圆明园宫殿装饰用的一批兽首便是一例20。每一件从中国“掠走”的文物出现在拍卖会上，都说明海外的私人或公家收藏还握有难以计数的文物。心理学家乔纳森·W·斯库勒（Jonathan W. Schooler）认为人的大脑分割不同的信息给左右脑—左脑用图像思考，右脑用语言思考；还有一些本能记忆，起源是文化的而非全然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