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J. Smith）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他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说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温说得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170多年来数代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19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13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16年才重修完成1949—1978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可以预见新中国这30年的历史会很快引起热烈的讨论。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邸中仍然保存着自19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它们静静地浮在墙上并不起眼，却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马噶尔尼勋爵（1737—1806）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44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也曾挂有那段历史的照片和版画，后被悄然撤下。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位英国记者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此举无疑是为了政治更正确14。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1904年，年轻的法国医生维克多·塞加朗（Victor Segalen）驶向远东，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度过了不寻常的14年，其间写下《论异国情调》（1951年）一书。在书中，他说“异国情调是差异性的证明”，人总是容易被所有“异国、意外、奇异、神秘等”的东西吸引，“一切都是‘另一个’”15。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介绍米奇·爱泼斯坦（Mitch Epstein）摄影作品（史泰德2006年出版）的书中说道，异国情调是无知的一种类型，因此带来莫名的震撼。进而，“摄影具有文本记录的真实功能，既承载了异国情调，也部分地将其瓦解”16。
在后现代世界，对于1860—1905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国会1882年5月通过的《排华法案》都对摄影负面甚至时常是种族歧视性地表现“中国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拍摄并聚焦于通商港口（广州、厦门、福州、上海、青岛）、欧美租界以及日本军营的生活。在欧洲的图书馆或收藏品中，许多照片档案既包括中国的照片，也包括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本的照片。
读者朋友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种风格化照片的范例。收录和遴选这些照片，为的是能展示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中国艺术史学家巫鸿对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839—1899，其作品见本书78—87页）的大量照片说明作了巧妙的解构。米勒在摄影棚里聘用一些中国人做“演员”，一会儿扮成满族人，一会儿扮成汉族人17。在这些男性旁边，还有一位女性一下扮演妻子，一下又成了妾。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注解，给人以满族人或汉族人正襟危坐拍照的错觉，其实很明显是同一中国人穿了不同官阶的清代朝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