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彻的分析： 自从佛法传入中国以来，教徒的思想上从未澄清过。这犹就知识界上面而说，若就民间习俗方面说，则一切愚昧无知的荒谬诞怪的方术邪道百神，无不附会于佛，这简直是断绝了佛法的精神，抛弃了佛法的灵魂，比思想上的杂质，其为害更千万倍了。说到僧制，唐宋以来在政治上，成为很认真很郑重的处理出家人的制度。自被清朝雍正破坏这制度后，寺庙成为逃避法网的匪类无赖和求食无门的甚至藏垢纳污的渊薮。僧制底败坏，习俗的腐化和思想的淆杂如此不堪，倘长在旧制度统制之下的话，任何具有天大本领的人，也挽救不来的；一旦赖解放军的余威，连根到底一起廓清了它，凡有正确认识的佛教，莫不引为一大痛快的事！ 可见，仅就佛教而言，陈铭枢认为解放也为之带来了新的生机。但他又指出，佛教的这些弊端也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彻底否定的想法，即他所说的 佛教徒成为世人鄙贱的阶层，庙寺成为世人鸩毒的指标，而他们所凭藉它以糊口的产业和拜经忏的收入，被视为剥削的公财 。陈氏认为这种情绪的产生虽是 理所必至，势所当然 的，但从 人民政府的政纲、政策、方针的考虑上，应该顾及这种所受的恶果的不良，甚至有害的影响。 [2] 因此，陈氏极力主张人民政府应允许佛教徒成立佛教会， 我相信，这种请求，不是要维持旧状态，乃是为谋新生路；不是凭藉 宗教自
[1].《陈铭枢纪念文集》，第157 158页。
[2].《陈铭枢纪念文集》，第156页。
由 来封固旧思想，乃是谋开辟新思想；不是为隐蔽旧生疮，乃是为治病求愈。 [1] 陈铭枢上述观点和建议都是十分合理的。
那么，毛泽东说的陈铭枢 似有斟酌之必要 的观点是什么呢？按笔者理解，就在于陈铭枢对佛教哲学的评价偏高。在《陈述与建议》一文中，陈氏从五个方面论证 大乘佛法的理论与实践一致的精义 ，并认为 若把它来对照辩证唯物主义，以我的愚昧，看不出有什么相冲突的地方。 例如，陈氏说： 佛说 唯心 ，目的在于破心；说 唯识 ，目的在于转识；这是佛法整个组织系统一贯的理论的最根本的立场 。又说： 破执 我执法执，为对于人们思想意识上做工夫的总规律。客观的真理，必须从破执始能认识它，识明它。所谓 法网如是 ，乃是破除主观上一切成见净尽而证到客观的实在的意义。 这里显然是将佛教的 破执 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主观性强调客观性混为一谈了。又如陈氏认为 佛法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看法系与辩证唯物论无异的。相对与绝对，并非两个东西，乃是从统一律来看它。 [2] 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都曾分析过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的思想，指出它的哲学方法论是相对主义的，它并没有正确解决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凡此种种说明，陈铭枢对佛教哲学的评价，的确有拔高之处。
陈铭枢在建国初期与毛泽东交往较多。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安排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陈不想去。毛泽东曾两次到他家谈话，希望他先了解一下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当即接受。毛泽东在和陈铭枢谈话时，有一次谈到福建人民政府问题，毛泽东说：人家说我一贯正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以对福建人民政府问题而论，当时虽是王明领导，可是我还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当时我们以主力由江西向江浙进军，不仅可以解福建之围，且必然形成另一局面[1]。陈铭枢是中国共产党的净友。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分关心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当他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也敢于进行批评。1957年夏天，陈铭枢在一个座谈会上，批评毛泽东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 陈
[1].《陈铭枢纪念文集》，第157页。
[2].《陈铭枢纪念文集》，第151 154页。
